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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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时，我的老家重庆下辖的小城北碚还没有解放。档案资料告诉我，北碚解放是1949年12月1日。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是和吃联系在一起的：家对面的马路上，一批批国民党溃兵往北逃跑，不时有衣衫不整的士兵敲我家大门，央求给点吃的。

　　再往后，记忆中也是吃。那一天，还是托儿所小班学生的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吃了从未吃过的一顿饭：一碗汤水成为主食，里面几片东西，既酸又甜。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桃子煮的汤，外面戒严了，没有菜，大家将就吃，明天就好了。那时不懂什么是戒严，只知道街上什么人都不许走。托儿所背后的山顶上，有解放军战士端着枪，那身影至今活在我的记忆里。长大后查资料，才知道那一天是1950年的1月18日。全市戒严，统一行动，一批特务和国民党军官被抓起来。

　　刚解放时，老百姓家家都穷。一个院子里，我家家境也许算好的，每顿总还有一个菜，中饭时，甑子蒸饭时常蒸有一小碗放了猪油的酱油，吃饭时用来拌饭，香味扑鼻。不过，那专属于小孩子。大人们包括大孩子，平时难沾到油腥。家里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打上一次牙祭。所谓牙祭，不过就是将一块半肥半瘦的猪肉，煮后切成小块，用以炒回锅肉，煮肉的汤再用来煮萝卜。每次打牙祭，我家外婆都要先把煮得半熟的肉起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再倒上四小杯酒，置放四双筷子，然后跪在棕团磕头祭拜。那四杯酒、四双筷子，是为了让外婆已经逝去多年的四个亲人也能和我们一起吃上一顿好的。

　　父亲在一个中学当教师后，家里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和弟妹一起搭了学生伙食，和中学生们一起吃大甑子饭，吃大锅菜。后来，年龄稍大，学会了做饭，父亲就让我每天做各种加了菜的闷锅饭（控制灶中火的大小，直接将加水的米煮成干饭），再弄一个猪油炸豆豉，就是一顿好餐。每当包谷收获的季节，父亲还特地买了新包谷，借农家磨子推成浆子，煮一大锅加了南瓜块的包谷汤圆，请来同事们一起尝新。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过上的最好日子。

　　大跃进最热火的1958年底，农村壮劳力都出去了，红苕大量烂在地里，城里居民连吃了三个月的红苕，吃米饭成为一种奢侈，每到吃饭时总听得到小孩子拒吃的哇哇哭叫。却不料，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第二年，城市居民粮食开始限量，接着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凭票限量供应。打牙祭，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饥饿之下，所有的娱乐、体育活动都悄然停了下来。只有街上广播的喇叭依旧高八度。以致当年广播站在吃饭时间播放的《彩云追月》在我心里形成条件反射，几十年过去，那音乐还不时在我耳边回响。

　　三年困难时期，印象中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学校经常吃的菜是晒得很黑的干藤菜，还有红苕藤、南瓜叶、桑叶。即便后来“支援煤炭”来到煤矿，不过16岁的我下井做掘进工，每个月有了国务院特批的53斤粮食定量，却也因为缺少油葷，又每天十几个小时干着高强度活儿，时时感到饥饿。记得，那时普遍时兴吃罐罐饭（用瓦钵盛米蒸熟的饭），四两米的罐罐饭（用瓦钵盛米蒸饭）我一顿竟可吃4罐，一两粮一个的菜包子，我一顿可吃12个。饿，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去年在一家学校讲课，讲到现在有的国家粮食定量，每天只有7两，台下一位年轻人大声说：“7两，够了嘛！”他哪里知道，在缺少油水时，17两粮食也不够吃。

　　眼看生活刚有好转，文化大革命又接着来了。吃虽然有保障，可却什么都定量。记得，那时每个人每月猪肉定量是半斤，而且多是缺少鲜味的盐肉（用盐巴涂抹以为防储藏时腐烂的猪肉）。那时，最吃香的职业是肉店、商店、粮店售货员。家里有个肉店工人，在左邻右舍面前说话的嗓门都大一些。没有价值的票证，也有了价值。为改善生活，矿区的人们经常跋山涉水去几十里外的乡镇赶场，用粮票换鸡蛋，或者去农村地里寻找农民漏掉的红苕根。

　　文革结束后，生活逐渐好转。先是职工食堂饭菜品种多起来，随后餐馆取代职工食堂成为人们的聚会所在。自由市场也活跃起来，什么都不愁买不到。票证的价值不断下跌，到最后终于取消，肉店、商店、粮店员工也渐渐失去昔日的傲气，尊顾客为“上帝”。

　　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年，去北京参加全国煤炭系统的一个培训班，结束时的晚宴上，四川人的席桌，来一个菜“消灭”一个菜，以致服务员也觉得好笑，这一桌人怎么这么能吃？他们哪里晓得，好吃的四川人和重庆人，缺了油水多年的肚子现在需要补起来。可几年后，在西安召开的一次表彰会，组织者好意请客到当地著名的羊肉泡馍店，重庆人却一改常态，一块羊肉也没拈就退出了宴席。时过境迁，不再担忧饿肚子的人们更看重食物的色香味，大鱼大肉再也激不起食欲。

　　六十年，吃的变迁折射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好吃的重庆人经常念叨一句话：而今的中国，天天顿顿打牙祭，人人都是美食家。这不，又到周末，我家夫人在早晨练剑时就与小区那帮“好吃狗”们约定，中午一起去新开张的一家“沾水肥肠”店尝新。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