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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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学毕业即遭失学，为求学求知坎坷风雨数十年。与“80”后的女儿一顺溜托儿所、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美国戴上博士帽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两重天。

　　40年前，我随家居民下放到农村，小学毕业正赶上秋季招生改为春季，这样，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批小学毕业生共计9人。而当时初中招生是贫下中农推荐，只给了我们生产队5个名额。记得那天晚上生产队开大会，来决定我们9个人的命运，当时定的政策之一就是我们两名女生中要淘汰一个，这种命运自然落到我的头上。因为我们居民下放是外来户，而那女生祖祖辈辈就是本村人是大户姓人，但人们的理由还美其名曰：她家祖辈没有文化人。

　　就这样，12岁的我从此要离开校园，以一个小学毕业文化程度来横渡人生，我哭红了眼哭干了泪。我不责怪那些贫下中农，他们说得是实情；我不怨恨那位女生，因为她如同我一样渴望知识。我只恨自己的命运竟如此糟，人生理想的小船尚未扬帆就早早搁浅了。

　　也许是吉人自有天相，我小学的班主任邝老师恰逢他被借调到公社中学，给我要了一个名额，这样我才得以迈进初中的门槛。

　　读初中时，升高中还是贫下中农推荐，我发愁我郁闷，怕失学的厄运再度降临。可巧，1972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工作。高中招生政策变了，由完全贫下中农推荐为考试加学校推荐。这一个小小的变化又给了我读高中的希望。考前一个月，学校组织我们加点复习备考，本来就不大的教室后面用竹篱笆隔出窄窄的一点地方就是我们十几个女生的宿舍，稻草往地上一撒就是我们的大通铺，晚上睡觉一个挤着一个，若谁回来晚了，那她就得使着劲推两边的人才能有一丝一缕空间插进去睡觉。记得拿到高中录取通知，老师对我说：多好的运气，到新学校可要用功啊。我咧着大嘴一个劲地点头。

　　我爱高中校园大、同学多、课程丰富而有意思，尤其酷爱学俄语，被老师指定为学习委员兼俄语课代表，天天早自习领着同学们读课文的感觉好极了。但好景不长，第二学期一开学，社会上开始反“右倾翻案风”了，校园里随之组织学习张铁生的“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和黄帅的“我们是中国人，学什么外语”等等，天天是开批判会——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日日的作业就是写阶级斗争的大字报。高考也取消了，毕业了没有任何选择，通通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当时校园流行语就是——锄头把手没有X+Y。我们课也不上了，记得连课本都没有了，上课学的是领袖语录，更甭说开外语，我这学习委员俄语课代表自然就“下课”了。高中两年中我们学工到所谓的工厂给工人师傅当下手给车间打扫打扫卫生；学农就到附近的生产队插秧割稻、搬土造田；学军在学校操场上跑圈圈练练左转右转，任何形式的试都不考，同学整天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倒也逍遥自在，老师不管他们也不敢管。唉，我的高中时代，我的十五十六岁花季就这样一去不复.。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无知、无望和无助。我在 痛苦迷茫彷徨中又三年，已安然于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时，1977年恢复高考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好悔啊，破罐子破摔浑浑噩噩三、五年，腹中空空何以面对百分之一的录取选择。其时，我正在村办小学当临时代教，在不敢、不甘徘徊挣扎后，我和另一名同为代理教师的女友互相鼓励着依然报名参考。由于没有信心担心考不中被人笑话就不敢声张不想大张旗鼓请假复习备考。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只找到一些课本；没有大块时间，我们只有课间在办公室地上用粉笔演算，晚上凑在煤油灯下翻翻书，清晨起来“美女”都变成“日本大佐”了——两个人指着对方煤油烟熏出两撇“胡子”笑出泪来。就这样，我走进考场，为自己又搏的了一次到师范学校再学习的机会。

　　当时被遭遗弃备受冷落十年后的大中专学校软硬件都太差，没有食堂饭厅，我们是8人一组为单位，领上两盆饭，打上一脸盆菜就在食堂的露天院子里围圈就地一蹲三下五除巴拉巴拉就是一顿饭，这里一圈那里一摊，我们吃得很热闹很香甜；有限的教材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饥渴”，为了积累点参考资料，同学们个个都成了高级“抄手”——整篇整本地抄写。记得那时的纸极缺还很贵，我们用的都是黑乎乎粗拉拉的纸，就这还是正反两面写。晚上熄灯后，三五人一堆围着昏昏暗暗的路灯下看书，时常被巡视老师赶回宿舍。为了给下一届的学弟学妹“腾”地儿，最后一学期我们又被“赶”出去实习了整整一个学期，连毕业典礼都不知是啥样。

　　这就是我的学习经历——风雨坎坷，彷徨踉跄，她不仅是我们那一代人学习经历也印染浸润我们的人生，使我们更加懂得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安定祖国强盛血肉相连，使我们更加珍惜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昌盛。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