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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七岁时我还是村里的野孩子,整天乱蓬着头发跟着一群大孩子不是在树上掏鸟摸蛋,就是在沟渠里捞鱼摸虾。父母亲都到田地去参加劳动了,他们没有闲空看着我,也没有时间送我到离家几里远的学校读书,只好任我到处乱窜闲逛。
这样散漫随意的日子在我八岁的那一年终于结束了。生产队里请了一个老私塾先生,在一个废弃的牛棚里办了一个复读班,老先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挨家挨户上门动员我们的父母,请我们这一帮野孩子去上学。上学后不久就有辍学了,而我是在上了半年后因交不起一元五角钱的学费辍了学,又成一个没人管的野孩子,在村里到处撒野。
我以为再过几年我将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天天听着队长的哨子下地干活挣工分。然而一年后农村土地改革,我们家从此不再像往年那样拼死拼活一年挣下年,还亏空生产队的钱粮,不仅能吃上了米饭而且还略有了积余。这个时候老私塾先生又找上了门,母亲说,日子宽裕了,让二子上学吧?父亲点头说,咱孩子不能做睁眼瞎,于是那一年秋天我又上了学。
那时乡下孩子读书,家长一般不会抱有什么念想,读三、四年书后就回家种地,这是多数乡下孩子的命运。我父母也是这样,只是希望我能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我想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个偶然事件,这大概就是我正常的命运轨迹了。三年级时我跟着母亲到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老会计家玩,老会计的女儿正在为做一个数学附加题着难,就请初三的一个尖子生帮忙,但是尖子生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起来,我趴在旁边却一下子看懂了,并做了出来,一下子把老会计给惊呆了,劝我母亲让我多读一些书。
如村里的老会计所说,我读书还算有灵气。小学六年每学期都能拿到奖状,小学升初中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考上了。那时小学升初中都是要考的,当然考不上也只有回家种田了。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恰好乡下刚开始时兴考小中专,做民办教师的二叔对儿子枫的要求一向很高,因此枫理所当然是村里的第一个考上的,成了吃“皇粮”的国家人员。父亲羡慕的不行,心中有了念想,很乐意地让我继续读初中,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能考上小中专,摔掉“泥腿子”,不再和他们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但是小中专是条万人争过的独木桥,并不是那么容易考上的,乡下的民办初中常常被剃光头,一个也考不上。我在初三复习了一年,仍然没有考上,只收到县城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念高中上大学父母从不敢奢想,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因为村里的确没有人读过高中,更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更何况父母靠种地养活一家五口人已是很吃力,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让我进城读书,父亲权衡再三只好把我的录取通知锁进了箱子底,断了让我吃“皇粮”的念想。
那一年夏天,县冷冻厂破例第一次面向农村招人,城里的姑父为姐争取了一个名额,一个月挣八十多元,可以解决我每个月三十多元的生活费。我的命运因此拐了个弯,做民办教师的二叔说,县城高中人家想考还考不上呢!二子很聪明,说不定就能考上大学。解决了吃饭问题的父母让我上大学的念想像火苗一样又熊熊燃烧起来,凑齐了钱把我送上了高中。
那时县城的高中能考上也是很不容易的,100分的试卷平均没有90分是想都不敢想的。因此班上是高手林立,虽然我很努力,但是成绩始终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六十多人的班中成绩一直处于中游。按照以往的惯例,一个班只能考上七八个人,也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班上绝多数人是陪太子读书与大学无缘。到了高三第二学期的时候,很多人绝望了,放弃了努力,而我没有,一直孜孜不倦努力着向前奔跑着,因为我不敢面对父母期盼的目光。
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是1993年,正好赶上高考改革,全班通过预选获得高考资格的有29人,却破天荒地考上了十八人,和以往全校考的人数差不多,而我恰恰就是第十八人,幸运地以委培生的资格上了大学,成了班上唯一以中游成绩考上的人。我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地改变,过上了与我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最近几个儿时的朋友聊起我,他们都说我运气好,总会在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朋友的话我是非常赞同,我是赶上了好时候。纵观我的读书生涯总是踩在改革开放的节点上,成功地把节点变成了我人生的拐点,在拐点上舞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幸福的今天。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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