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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应该从我爷爷说起。严格来讲，我爷爷出生的时候我家还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爷爷生于1930年，世代贫农，所以爷爷出生时，我家并没有自己的土地，所种的土地是从当时的一个地主家里租来的。

　　既然是租种土地，那么必然要交租子。据爷爷说，那时家里种田所得大部分都要上缴给地主，所谓 “到头禾黍属他人”是也。贫农们能做的也就是祈祷年年风调雨顺，以使“垅亩丰盈”，而这种理想状态在气候年变化极大的湖北小山村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爷爷从小没少挨过饿，在爷爷的记忆中，似乎那个时候只有肚子饿着才是一种正常状态。

　　值得庆幸的是，爷爷快20岁的时候，土改来了。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土地，我们家也正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分田的那天，爷爷很激动，那晚爷爷喝了酒，眼圈微红，像哭过一样。

　　大约在爷爷26岁的时候，村里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村里人称之为“搞集体”。所谓“搞集体”就是土地收归公有，真正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那时村里建了几个保管室，由专人统一保管粮食，每5天或者10天，就会按人口分粮。本来办了一会儿“大食堂”，吃大锅饭，但由于山村不方便，所以改为分粮，饭还是各家自己做。

　　那时我们村分成了好几个生产队，各队由组长带领共同劳作，粮食也统一收割。“搞集体”总是热闹非凡的。每逢集体播种、除草或收割，全村劳力齐行动，吆喝满天，劳作队伍前面还有锣鼓队加油助威，场面甚是壮观。不过，在生产效率方面，“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没有显现出来，粮食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情况更为严重。用爷爷的话来讲，“‘搞集体’时，经常吃不饱啊。”

　　对于这一点，我的父亲也还依稀有一点印象。父亲生于1964年，到父亲记事时，这种“搞集体”大约已接近尾声。在父亲快20岁的时候，“包产到户”的春风吹来了。虽然土地还是国家的，但是种什么、怎么种，决定权在自己手里，这一亩三分地可以说是再次回来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田。我们村是一个小山村，土地都是在山腰上，田的性质差异很大，山这边是肥沃的黄土，山那边却是很贫瘠的砂性红壤，这让分田难上加难。最后的结果是，按人口分配，综合考虑田质好坏，田地被分为四个等级，好田面积小一点，丑田面积大一点。这样分的结果就是我们家分得了几块面积比较大的三、四等级的田。分田之后，爷爷似乎每天都很开心，他很认真很勤劳地侍弄这些田地，仿佛这就是他的一切。爷爷经常忙完之后就坐在院子里，喝点酒，，凝视着门前的田地，然后红着双眼说：“这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啊！”然后满足地睡去。

　　包产到户以后，村里的变化很明显。一是农民们可以自己支配农产品，只是每年需要上缴数目不等的税，村民们都称为“上缴提留”，父亲说我们家最多的一年交了将近400元钱，后来免交农业税，农民彻底省心了；二是挨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夫妻俩种自己的一点田，任务算很轻，何况还有农闲。可是农闲时候也不能闲着啊，农民勤劳致富的愿望使他们总想出去赚点闲钱，于是就有年轻人开始外出，有的出去搞建筑，有的出去开矿，有的干脆找一副挑子，卖点日常用品，做个货郎担儿，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村里的很多人都不再仅仅盯着自己家的那一亩三分地了。久而久之，妇女或者老人成了打理这一亩三分地的主力。

　　对于这些，我有切身的感受。我出生于1990年，上小学时，村里的男性劳动力似乎还有不少。每逢农忙，农田里男性的身影还很常见，而且每到年底各家各户要宰杀“年猪”的时候，要找三五个壮士也还是很容易的。可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有时候农忙回家，田野里劳作、活动的基本都是女性了，过年杀猪的时间也一般向后推迟了一些，要等到男人们回来了才能开始。2005年起，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颁布。此后，我们家的一亩三分地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母亲继续打理一部分土地，另一部分我们出租给别人发展果园，现在上面已经是一片柑橘林。

　　清晨或者傍晚，爷爷还常常拄着拐杖在田间徘徊，他老是伫立在田边，深情地看着这片土地，久久不肯离去。每次爷爷转身回来，我都能清晰地看见爷爷干涸的脸上那双湿润的眼睛。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话用在我爷爷身上似乎也再好不过。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