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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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小学学会唱三首歌，第一首是《东方红》，第二首是《解放区的天》，第三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10岁。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我是在新中国的怀抱里成长的。我曾对孩子讲，套用第三首歌的歌名，说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

　　也许有人说，你的今天不是很平常吗？你不是高官、不是大款、不是名人，有什么值得吹的。是的，我的今天很平常，平平常常才是真；这不是吹，是亲身体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说“我的今天”之前，要先说说“我的昨天”。只有了解“我的昨天”，才能真正理解“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句话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涵义。

　　一、我的昨天

　　我的故乡在山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有几间破祖屋，租种地主的田。他们很勤劳、很吃苦，父亲除了种田，还经营食杂小生意。但很穷，早午吃地瓜丝饭，晚饭米汤配地瓜、薯；冬天全家盖一条棉被，烤火笼取暖，没有穿过袜子、棉衣、毛衣，盖过棕衣，睡过稻草。我要放牛、割草，跟父亲去挑煤。那时，村里没有小学，父亲曾送我到一个祠堂读私塾。

　　我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天傍晚，在家门口看见天上两架飞机对打，虽然听不到枪炮声，但可以看见一串串火光。家乡快解放时，在去连城的路上，看见一队队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断手缺脚的，瞎眼歪嘴的，惨不忍睹。这些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当炮灰的壮丁。

　　1949年10月清流解放。12月的一天，我在后山放牛，看见一队解放军来到家乡。乡亲们说：“天亮了。”

　　1950年3月的一个雨天，父亲上山割草，下山时不幸滑倒，右脚小腿被柴头刺破，从此一病不起。由于没有看医生、上医院，10月就病故了。父亲是累死的，是旧社会夺走他年仅55岁的生命。母亲孤独无援，搂着我和3岁、7岁的两个妹妹，痛不欲生。父亲走了，我们一家4口挣扎在死亡线上。

　　自从父亲病倒后，我就辍学了。没有父亲，我成了主劳力，天天跟母亲一起上山下田，不管什么重活、脏活都要干，披星戴月，日晒雨淋，累得腰酸背痛。我虽然很想读书，但不敢对母亲说。

　　正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土改工作组的林组长来到我家。他对母亲说：“你的孩子要让他去上学。明年就分田了，以后生活会好起来的。”在林组长的动员下，1951年9月，我到李家中心小学复学，插班六年级。我永远感激林组长，不是他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全班只13人。我加入少先队，参加腰鼓队，墟天去宣传土改、镇反、扫盲、抗美援朝。早上、傍晚和星期天，跟母亲一起劳动。但不影响学习，每次考试都是90多分或100分。

　　1952年7月小学毕业，有10人去灵地区参加初考，第一名的李师鸿因生病没有去考，我和另一位同学因家庭困难也没有去考。我是很想去考，但母亲不让我去。她说，我们家分到5亩2分田，她一个人种不了，两个妹妹还小帮不了忙。9月末的一天中午，李师鸿突然来找我，他在沙芜塘当老师的叔叔写信告诉他，清流中学招100名新生，只招到96名，要他赶快去学校补考。当时没有汽车，只能步行，我们家去清流有120多里，全是山路，一天还走不到。因此他一个人不敢走，邀我跟他一起去。经他一个下午的软磨硬拖，母亲居然同意我跟他一起去。我要感谢李师鸿，不是他来邀我，我不可能走出山村，就没有我的今天。

　　9月29日，我和师鸿天刚蒙蒙亮就出发，走80多里到沙芜塘找他叔叔写介绍信。第二天再从沙芜塘走近100里，傍晚顺利抵校。经过补考，我们均被录取。学校没有宿舍和食堂，只能在外面租房吃住。我没有棉被，冬天跟一个同村的同学一起睡。他比我大，常欺负我，动不动就不要我睡，甚至打我。但我不敢告诉老师，也不敢告诉母亲，只能偷偷地哭。由于迟入学一个月，第一学期期考英语只考58分。我暗暗发誓，下学期一定要考70分以上，如果还不及格就回家种田，一辈子再不读书。经过努力，第二学期如愿以偿，期考英语78分，其余各科都80分以上。二年级我的成绩在班上进入前10名，被选为少先队中队委；三年级跃居前5名，加入团组织。当年学校有两名保送生：永安一中和永安师范各一名。马文光是班长，全班第一名，保送永安一中理所当然。保送永安师范的是谁呢？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我是班上第四名或第五名，轮不到我。再说，我已长大了，该挑起家庭的重担，为母亲分忧。因此我不参加中考，准备回家乡当老师，一边教书一边种田。离校的前一天下午，班主任甘怀玉老师找我谈话。她说：“经学校研究，马文光保送永安一中，你保送永安师范。”“什么？我保送永安师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学校知道，你没有父亲，家庭较困难。没有关系，师范吃饭不要钱，还有助学金……毕业出来当老师，你喜欢当老师吗？”我点点头，难为情地说：“我要回去问母亲。”

　　第二天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保送永安师范的事给母亲讲。二叔正好在场，他说：“读书吃饭不要钱，哪个朝代有这样的好事？这书一定要去读。”听二叔这么一说，母亲显得很高兴，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去读吧。”我要感谢甘老师和清流中学，是他们改变我人生的命运。不是保送永安师范，我就不会有今天。

　　1955年8月31日，我提着一个布包（里面只几件衣服），从连城乘加班车（货车）到永安。这是第一次坐汽车，一路呕吐，到车站迎接的同学搀扶着我到学校。开学不久，我在总务处领到补助的一条草席、一条棉被和一件短棉衣，还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3元）。为了节省，3年6个寒暑假，共往返10趟（最后一学期没有回家）都坚持步行，无论从姑田方向走还是从安砂方向走，都是200多里，要走两天半，路上过两夜。3年很快过去，毕业了。我心想回家乡，但在分配志愿表上填“服从分配”。学校公布分配名单时，有两人留校，我竟是其中一个。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放牛郎不但当上了老师，而且当了师范的老师，即是老师的老师。我要感谢永安师范，当年不是留校，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以上经历中，可以看出“我的今天”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人生之旅第一步。万事开头难，这第一步很重要。但这不是凭我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这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遇到许多好心人，如林组长、李师鸿、甘老师以及清流中学、永安师范的校长、老师，是他们给一个又一机会，成全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们。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路毕竟要自己走，你不能每走一步都依赖别人，这就要看你能否审时度势，经得住各种考验。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党、祖国、人民的教育和培养，没有辜负校长、老师和好心人的帮助和希望，闯过一关又一关，顺利走上教师岗位。参加工作后，至少还经受3次严峻的考验：

　　一是经受三年暂时经济困难的考验。1959年至1962年，我担任初师班班主任，正遭遇国家经济困难。饭吃不饱，物价飞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国际形势异常紧张。在干部、教师队伍中，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离职回家，有的离党退党。但我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人民能战胜困难、度过难关。为了当合格老师，我考入福建师院中文系函授班，坚持4年获本科文凭。1961年11月加入党组织，带领学生下乡支农，跟农民同甘共苦。这些学生中，有几十人跟我成为朋友，50年保持联系，先后聚会3次。

　　二是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1962年初师班停办，我调附小（现西小）任副教导主任。“文革”初期，我和学校领导一起被批斗、带白袖章、罚劳动。我坚信自己没有问题。1967年2月，造反派勒令我抓“复课闹革命”。我力排各种干扰，组织全校老师在全县中小学中率先复课，受到家长和社会的欢迎。1968年学校两派在教育系统率先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解放被审查的老师。在资坑创办“五七”农场，每年收稻谷1万多斤，成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三是经受十年从政的考验。1971年，县委调我到城关镇革委会任职，分管政工、教育、企业、青年、妇女等工作，还要包队。我跟农民同吃、同劳动，尽己所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多为他们办实事。1977年，县里又调我到槐南水电工程指挥部任职，当时孩子都在上学，家庭困难。但仍服从安排。我给县领导要求，工程结束后，调回学校当老师。工地生活非常艰苦，我们跟民工一起住草棚，吃大锅饭，实干苦干。后来我负责采购材料，天天跑三明、福州。为了抓紧安装，在昆明机床厂住招待所等设备近20天。1980年底终于提前发电。从政10年，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两袖清风，问心无愧。

　　1981年3月，我调回实小任职。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进永安，山城迎来第二个春天。我从此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如鱼得水，遂心顺意，如愿以偿。

　　“我的昨天”跟祖国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亲身经历祖国和永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一想起昨天，就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无论做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劲。昨天的阅历教我怎样走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不要忘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