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6月,我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平田公社遥前大队,从小就爱好文艺,经常跟着高音喇叭学唱歌,模仿电影动作练跳舞,立志长大后要成为歌唱家、电影明星。
1977年,我从唐江中学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国家恢复高考。当时父母亲都希望我学医,将来当医生,但他们最终还是拗不过我,只得勉强同意我报考艺术类院校。
然而考最拿手的政治一门时,我由于一时疏忽,漏答了试卷背面的30多分试题。在去赣州参加面试的路上,又不慎跌进了一条幽深的臭水沟,等到我狼狈地跑回家里换了衣服,重返考场时,已经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声音有点沙哑、发涩。听朗诵、听音、试唱,整套程序做完后,主考官皱着眉头问我的指导老师是谁?我一愣,心想自己压根就没有正经拜师学过音乐,只不过是凭兴趣跟大队和学校的广播随便哼哼而已,便脱口答道:“高音喇叭!”惹得众人哄然大笑。
开学在即,一直没有消息,我彻底失望了,正打算回炉补习,这时,邮递员突然送来了一张赣南师院艺术系音乐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唐江中学四百多名考生,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大学!
众人都在为我高兴,可是我家里却闹翻了天,因为我父亲三兄弟,老大和老三都没有儿子,爷爷奶奶打算留下我找个上门女婿,执意不让我上大学,而父母亲则坚持考到了就要读,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大家庭一分为三,从此走向解体。
在送我去赣南师院入学报到的路上,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你一个农村女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一定要好好读书,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频频点头答应,但毕竟年纪小,又在农村野惯了,刚进大学,贪玩、散漫的劣根性便暴露无遗,经常逃课跑去人民影院看电影,结果第一次考试只考了五十分,落为全班倒数第一。
父亲也是农家穷苦子弟出身,完全靠着自学,考上了蒋经国先生创办的正气中学,曾担任过建国后赣州行署首任专员宋子霖的秘书,且多才多艺,精通五线谱,拉得一手小提琴。他得知我的在校表现,急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抽空前来学校检查功课,要我当面吹拉弹唱表演给他听,并掌握了人民影院的节目时间表,我不去他不来,一去就来。
我见蒙混不过去了,被迫硬着头皮静下心来学习。现任赣州市群艺馆研究员、著名作曲家、词作家罗晓航是我的同班同学,此人颇有才气,上大学前就已经填词作曲发表作品了,但他的舞蹈不行,我趁机跟他套近乎,主动教他舞蹈,作为交换,他则教我理论。
我的声乐老师谢善达有一个学生范丽波,曾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我对她很崇拜,缠着非要跟她学声乐不可。范老师起初死活不肯答应,认为老师的学生教老师的学生,成何体统?但她听了我演唱之后,觉得我的嗓子条件相当不错,态度又诚恳,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收下了我这个老师的学生的学生……
就这样,我通过努力,音乐理论、声乐技巧等综合成绩开始大幅提升,迅速跃居班级前茅。毕业时,赣南采茶歌舞剧团来学校招聘声乐教师,我幸运地被第一个挑上,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和祝福声中,兴冲冲地走进了赣南地区艺术表演的最高殿堂。
但我很快就发现,现实并非理想中的那么美妙,因为高校跟地方民歌的发声与唱法不一样,而且剧团的演员大多来自赣州文艺学校,受过专业训练,对我这个科班出身、却不懂采茶剧的年轻教师百般挑剔、捉弄,每每令我当众出丑,下不了台。于是我放下所谓的“师道尊严”架子,每天跟着他们一起苦练运气、发声、咬字行腔等基本功,边学边教,渐渐地找到了采茶剧的感觉。
当时剧团在排练《莲妹子》和《孟姜女》,由团里的“台柱子”张曼君担纲主演,我跟她反复研究剧情、切磋唱腔,配上画外音,融入多种现代舞剧元素,并亲自在幕后伴唱、领唱,结果大获成功。后来赣南采茶戏在全国一炮打响,屡屡获奖,张曼君得以迅速窜红,成长为全国十大名导之一,担任了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等职务。她回忆起当年跟我合作的日子,至今依然念念不忘,心存敬意。
1983年,我离开了剧团,被跨系统调入赣州师范学校大专部教音乐,二年后又被赣南师范学院音乐系聘用。在高校,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艺优势,由我辅导、组织的学生参加各种赛事,捷报频传,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作为奖励,学校先后把我送去江西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和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脱产进修学习,攻读硕士学位。
学成归来,我放弃了儿时的“明星梦”,重新把自己定位为教育家,开始主攻声乐教学与科研、赣南客家音乐、红色文化和音乐教学设计,主持、承担了多项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论文,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还多次被评为“赣南师范学院师德标兵”、“赣南师范学院先进女职工”、“赣南师范学院优秀共产党员”、“赣州市三八红旗手”、“赣州市女职工标兵”、“江西省先进女职工”和“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由于我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长期处于高噪音的工作环境,导致我患上了高危颈椎病和间歇性耳朵失聪。2007年,我主动让贤,辞去了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职务。从当年参加高考到退居二线,三十年间,我完成了从农家女到教授的角色置换,该知足了……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