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的原籍在广东揭阳，抗战时，我的祖父因避战乱，挈妇将雏一路逃荒要饭，受尽了流离失所之苦，最后总算在江西宁都县城找到了落脚点。文革期间，我又随父母亲被下放到农村，跟着农家子弟一起上山砍柴，下地干农活。童年的磨难，使我切实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起早贪黑拾粪卖给附近的农场，想方设法赚钱补贴家用。

　　但是，随着拾粪的人逐渐增多，造成粪源骤然锐减，我们往往为了争夺一泡屎，竟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其中有个绰号叫做“老拐”的光棍汉，欺负我年纪小，专门跟我对着干，远远地看见猪、狗们张开大腿，他抢先一步就把粪筐伸到了它们的屁股后面，彻底断了我的财路。

　　老拐这一欺负，令我幡然醒悟，意识到拾粪之类的营生并非长久之计，我开始寄望于依靠发奋读书，彻底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在宁都师范附小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宁都公园参观红军浮雕回来，即兴写了一篇作文，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革命烈士如何坚忍不拔、国民党反动派如何穷凶极恶，随后笔锋一转：“烧吧，杀吧，革命者的鲜血不会白流，革命的烈火越烧越红，越烧越旺……”学校老师看了，认为我智力超常，于是让我直接跳级到了五年级。

　　“九大”召开那年，我正在念初一，一个晚上就一字不漏地背下了新党章九章的全文内容，轰动全县。当时的宁都县革委会主任对我刮目相看，亲自点名让我参加“九大”新党章宣讲团，巡回全县各地背诵“九大”新党章，所到之处，听众无不啧啧称奇，掌声雷动。

　　1972年3月，宁都县文工团成立，把我招去当演员，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南京军区歌舞团著名歌唱家葛军、江西省音协主席孙效祖、著名词曲作家秦耕耘等人，曾经都是我的同事。我因长得白白胖胖，人称“小胖子”，团里让我饰演“胡传魁”、“杜小山”和“铁蛋”，明星一般受到观众空前的顶礼膜拜，硬是出尽了风头。多年以后，饰演“阿庆嫂”的女同事不止一次地跟我开玩笑，声称我曾经是她们这些中年妇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别人一致看好我的星途，可我却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听音能力不佳，而且一唱歌就跑调，此路其实并不通畅。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美术，每天清晨四、五点就起床，跑到外面写生、画素描，为将来转行作准备。秦耕耘跟我同居一室，他是个夜猫子，习惯睡得晚起得迟，嫌我一回回惊扰了他的美梦，一怒之下竟把我的闹钟砸了个稀巴烂。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又在舞台美术界脱颖而出。当时宁都出了个肉眼发现新星的天文奇才段元星，江西电影制片厂前来拍摄纪录片，我协助参与了布置舞台的工作。为了艺术地再现天鹅星座夜景，我运用光色、不同材料质感和透视原理，别出心裁地在巨幅布景上挖洞，安装上二极管电珠，用节光器调整光亮，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后，团里不再安排我做演员了，让我专职从事舞美设计。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凭借扎实的美术专业基础，顺利地考取了赣南师院艺术系美术专业，成为一名带薪脱产学习的大学生。大学期间，我如鱼得水，各门功课均名列全班前茅。毕业前夕，音乐班筹备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音乐专业毕业晚会，系里抽调我担任舞台美术设计，从舞台布景，到音响灯光，都由我一人完成。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后，赣南很多厂矿企业纷纷要求我们送戏下基层，整整巡回演出了一个多月，依然应接不暇。

　　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宁都师范教美术。直到1985年6月，一纸调令又把我调到了赣州地区电化教育馆摄制部。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专业特长，接连导演、拍摄、制作了几十部电视录像片，相继在全国各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其中《美丽的孔雀》获江西省教育厅电化教学成果二等奖，《爱洒山村》获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电视台一等奖，九集电视系列片《红土圣地》获全国德育、爱国主义教育电视节目评比、江西省社科成果三等奖。电视音乐片《我生命的歌就在这片热土》，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电视音乐节目展播评比铜奖，一举实现了我区电视音乐节目在全国零获奖的突破。《山区致富人才的摇篮》还被推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展播……

　　本人也因成绩突出，历任摄制部主任、副馆长、馆长兼教育电视台台长等要职，多次被评为赣州市教育局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赣州市委、市政府“年度招商引资先进个人”、“江西省电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省现代教育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电化教育先进工作者”，并在国家教育部电教馆召开的“全国教育软件资源建设工作会议”上作过典型发言，享受赣州市政府特殊津贴。

　　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不知不觉间我已过知天命之年，满头秀发差不多都掉光了，大热天也不得不戴着礼貌遮丑，以至于被人戏称为更有艺术家气质了。但我无怨无悔，而且一直心存感恩，感谢党的培养，感谢艺术的熏陶，把我一个昔日的拾粪孩，扶上了这个拥有87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地级行政区的电教带头人宝座……

　　[ 来稿时间：2009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