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那年春天，一场席卷中国大陆和整个亚洲的风暴降临了，非典型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流行起来，我却即将经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高考。

　　“距离高考100天”的倒计时号角吹响了，由于2003年是全国第一次实行在6月7日开始进行高考，我们高三总复习的时间要比往年少了足足一个月，所以备战尤其艰苦，特别是在“非典”这段人心惶惶的岁月里，向高考冲刺的激情便构成了消除“非典”疑虑的一大因素。如果有同学在那时体温升高，发烧感冒，是需要造册登记进行跟踪观察的，身边假若有人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学得头晕脑涨额上发热，我们都急忙拿着体温计过去帮他测一测实际体温。

　　高三的紧要关头，我们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每天不停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每个人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习题，看不完的资料，那个桌面摆着的课本、资料的高度可真的与我们的身高构成了一定的正比！但正是在这个忙碌得不可开交的季节，历史班的学风开始松懈了。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娱乐游戏如“非典”一样蔓延开来，渗透在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造成课堂学习气氛不浓，纪律松散，班心涣散，几乎是把一学期多以来的良好班风冲击得支离破碎。

　　我和其他几个班干便主动协助班主任开展专项的整治班风的活动，经过一系列的调控后，班上的学习风气明显好转。但即便如此，那个来自遥远他乡、有“静癖”、爱好一个人静静到学习的钟祥同学仍向班主任提出了申请，要求自己到教学楼七楼上空出来的教室晚自修。在经学校同意之后，我们班委还耐心细致地做了各项工作，以保证钟祥的正常学习状态。

　　七楼的那个教室，空空如也，只有两张书桌和椅子在旁静立着。我怕钟祥太寂寞，便时常抽空上到上面陪他一起，慢慢的他也习惯了和我一起学习的日子。在那“非典”肆虐的日子，我俩也结成了一段“非典型友情”，早上我们一起朗读历史教科书，纵览世界时事，晚自修我们又一起复习笔记、讨论习题。非常岁月里的非常友情，非常环境下的特别学习，令我们感到无比的充实。

　　一天，我忽然注意到，七楼教室的窗台上有一盆兰花草，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我们都被它那怡人的香味和平凡的外表所吸引住了。在七楼这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它、呵护过它，但它竟然开得如此尽情、婀娜。我转念一想，这不正像钟祥那的精神吗？默默地拼搏在不为同学所知的角落里，学习成绩却一直是班中的佼佼者，又喜欢帮助后进的同学，他对这个班集体是怀着很深的感情的，他终会有所成。

　　一次，他告诉我，他很担心远在广州以载客为业的爸爸，害怕“非典”寒潮侵蚀了他善良可亲的父亲——那个漂泊他乡、终日奔波劳碌的底层打工者。我想，天下亲情、所有的爱大抵是发乎心臆的。一个奋战在高考前线的儿子如此思念他的父亲，却不得不把那苦苦的思恋寄托在追求“宁静致远”的学习里。多么令人感动的爱，愿那淡泊的花香飘去儿子长长的眷爱。

　　在一片紧张的抗“非典”声和漫天盖地的宣传图片里，我们踏进了高考考场。为了应对突然事件，每一个考场还设置了“发热隔离考室”，专门为那些体温过高、发烧、感冒的考生设置的单人考场……

　　在2003年高考结束后，我们有一个三个月的长假，玩得特别开心特别痛快。并且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系，钟祥也考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我们都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回想起在2003年高考的阵地里，我们始终热忱，用超强的毅力去应对“非典”危机，便有一股甜蜜劲。我们有爱的信念，是她支持着我们走向高三，走进高三，并且成功走完高三，闯出自己的另一片天空。虽然我们的高考是在“非典”阴影笼罩下完成的，但是我们同学彼此之间的关爱却是加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