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上海大学旧址。资料图片

　　干部教育

　　师生好比“酒药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能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干部。同时，早期的共产党员需要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人士。于是，党开始创办革命干部学校，其中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名气最大、影响最广。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1年8月，由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过去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起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每人可取一份。湖南自修大学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提出：“求学不是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不愿意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糊涂的人。”自修大学招生严格，只招收了24名学员，包括毛泽东、何叔衡、杨开慧、毛泽民、夏明翰、李维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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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自修大学设文、法两科，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心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等课程。但实际上，学员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自修大学教员只是学员的指导者，为鼓励学员自由学习，共同研讨，自修大学还建立了“哲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蔡元培曾赞赏说：“（自修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喜欢得了不得。”

　　湖南自修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又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快便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1923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名，强行封闭了自修大学。自修大学被封后，中共湖南省委又创办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何叔衡曾勉励师生：所有学生和教职工，正好比是“酒药子”。要像“酒药子”一样到各处发酵，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四面八方。

　　平民女校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21年12月。平民女校名义上由中华女界联合会所创办，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李达。平民女校课程除了国文和数理化，还设有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课程，教师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从培养妇女干部的需要出发，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工人运动和党团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

　　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曾在平民女校就读。刚入学，钱希钧发现，全校30多个同学年龄、文化相差极大，有两个同学是母女俩，母亲30多岁，女儿才12岁。学校于是把几个文化高的学生组成一个高级班，她们半天读书，半天自修，同时参加社会活动。而钱希钧和十几名同学则是半工半读，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六下午做工。

　　“因为技术不熟练，缝纫常有做坏的时候，如领子布没有了，还有袖子上反的，袜子少针跳线的，每次出了次品，我们都怨恨自己笨，难过得甚至掉眼泪。当然，我们做工不仅是经济原因，还为将来深入工矿、开展工运作好准备，后来很多同学投身工人运动，能坚持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钱希钧回忆说。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所培养高等干部的学校。1922年10月成立，于右任任校长。当时学校既缺经费又缺师资，局面很难打开。于右任便延请一批共产党员进校，其中由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师中也有部分共产党员，如施存统、张太雷、沈雁冰、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上海大学名义上是国共合作主持的学校，实际上共产党人在其中起核心作用。

　　薛尚实，1926年在上海大学接受革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他回忆说，上海大学位于弄堂之中，没有校门，没有礼堂，更没有图书馆和运动场，时人称之为“弄堂大学”。教室也是大大小小，把两幢石库门房子楼上的墙壁打通，即为楼上讲堂。客厅里、厢房里摆上桌凳，就是小课堂。虽然课堂设备简陋，利用率却极高，白天大学用，晚上夜校用，附近工厂的工友、商店店员和街道妇女常到这里上课，青年团的会议也常在这里召开。

　　同学姚天羽则回忆，瞿秋白、邓中夏当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瞿秋白主持社会学系，不但是一位革命家，也是有名的学者。他从不卖弄学问，总要照顾听课同学的不同程度和接受能力，力求讲得通俗又明白，每每引证古今中外的很多事实，深入浅出地发挥；把理论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结合，反复解释。“只要是秋白讲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外校的也来旁听。”姚天羽回忆说。

　　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这几所学校同为建党时期党领导的革命干部学校，都鼓励学生在参与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1922年初，杨树浦日华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后，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四马路、南京路等地募捐，支援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组织了学生讲演团，发传单、写标语，为工人募捐，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上海大学还组织学生军，配合工人纠察队作战。这3所学校对党的干部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大批进步青年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平民女校为党培养了丁玲、钱希钧、王一知、王剑虹等一批妇女干部。上海大学培养的革命干部更多，其中包括杨尚昆、王稼祥、阳翰笙等著名人物。

　　穿越时光之河，聆听历史回声。岳红琴认为，党在20年代的工农教育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实践的起点，当时已形成了初步和较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方针，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工人夜校与农民学校的创办，正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实践。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普遍采用工读结合、耕读结合的方式对工农开展教育。李大钊就曾提出：在城市，要“使工不误读，工农打成片”；在农村，要利用农闲开办农民实习班，以便做到“耕读作人”。

　　教育为革命实际服务的方向。党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启发民众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剥削意识，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共产党人十分鼓励工农群众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在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

　　生动活泼办教育的方法。建党初期，对工农的教育可能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也可能在码头港口、街头巷尾，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教育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很多工人学校都用类似民谣的读本向工人宣传团结斗争的道理，浅显易懂而又寓意深刻，便于工人接受。

　　上世纪20年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的开篇，是开天辟地的革命史，伟大光荣的奋斗史。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绚丽浪花，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运动的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工农运动发展，而且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感谢方晓东、宋荐戈、李玉非、岳红琴老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