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增加教育经费的空间在地方

　　说到“地方教育的财政投入难以计算”，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学者成刚这样解释，现在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税收返还这一块收入如果用于教育，它是属于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还是属于中央对地方教育的支出，实际上是算不清的。“我们只能算清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地方财政中历年的预算外资金，包括土地出让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从整个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很大一部分用在了经济建设上，另外约20%用作了行政管理费。”

　　“还有一个多级财政收支的数据缺失问题”，成钢说，“我们按照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找不到县级财政收支的数据，甚至连上级转移支付来自中央还是省级都找不到，没有来源，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个县级财政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建立，免杂费和书本费，给寄宿生生活补助，全部是财政额外的专项支出，可为什么整个教育的总支出没有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中央政府增加投入的同时，许多地方政府逃避了自身的责任。”

　　成刚认为，“现在既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要理清多级政府间的责任关系。因为达到4%目标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这个观点与财政部张少春副部长2007年在两会上所说的不谋而合。张少春认为，达不到4%的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不够，与中央教育经费不配套。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管理学科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说，温家宝总理已经几次表态本届政府要达到4%，不能失信于民。这意味着最迟到2012年要增加0.7个百分点。以200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将近8000亿元计，如按照4%的标准，这0.7个百分点就是当年需再增加1600多亿元。其中财政部的教育经费投入占10%，地方各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投入占90%，尽管谁也不能包揽全局，但主要责任还应在地方。

　　认同“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目前要靠省、市、县这三级政府”的袁连生也认为，这三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能不能增加，其实质是政府能不能把公众利益作为决策目标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好的学校是公立学校，里面大多是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政府官员归位于社会优势阶层，他们缺乏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的压力和动力。北京大学校园后面有个非常可怜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孩子才是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最大受害者。”

　　在国家用于教育的总费用中，除了政府的投入和所谓市场化的收学费，第三大重要来源就是社会的捐赠，即社会公益性资金。近年来，前两项所占的比例都在增长，捐赠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公益性教育投入的萎缩，引起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的忧虑。他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学校没有以公益、公平、公正的形象让民众情愿捐出钱来；二是有捐赠款没有公开、透明地使用，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归根到底，这也不能不归咎于地方政府的疏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