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不同的统计口径

　　教育财政投入近年为何在低比例位置停滞徘徊？

　　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王冬认为，首先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5%，而一般发达国家都约为50%。

　　其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4%，仅略低于美国而高于均为10%左右的法、英、日、德。我国这样的教育财政投入强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什么社会普遍感觉还很低？因为国外在财政之外还有一块非税收入，我们国家这一块投入教育的几乎没有。这应该是下一步扩大用于教育来源渠道的根本措施。仅靠预算内投入，空间已经不大。

　　另外，关于GDP，是一个观察性指标，还是一个行政目标，也值得探讨。中国从乡镇到中央共有五级政府架构，对经济资源的掌握相对分散。目前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3。到底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该对4%的目标负责任，说不清。

　　“大量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公共管理，是中国没有达到4%的一大客观原因。”袁连生认为，如果财政的收支统计规范化，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政能力就会使目前的统计口径有所扩大，应该把我们通常说的“三个一万多亿元”包括进来，即一万多亿元的社保基金，一万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万多亿元的国企上缴利润。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认为，统计教育成本在理论上非常重要，但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学生，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是多少，每个老师的工资是多少，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即使能获得，成本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好比我们吃饭，上世纪60年代稀饭、馒头加咸菜就不错了，如今则强调营养、追逐美食，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另外，学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有怎样的质量才能计算付出了多大成本，笼统地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成本是不科学的。至于统计本身，我们计算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时，是否因国际比较而出现参照错位？各国把哪一部分算作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不一样的，而国与国不同的统计口径并不具有可比性。”

　　“在统计口径不同的情况下去预测未来，就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袁绪成的观点直白而鲜明：我们面对的许多统计数据水分偏大、统计资料极不健全，讨论4%还是5%意义并不大，但教育差钱使那么多农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般人凭直觉就能知道，不需要专家们翻来覆去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