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追问教育经费如何使用

　　财政性教育投入是硬性的和需要持久的，东部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2%的投入量就可能满足需要，而在中西部一些地区因欠账过多、财力有限，再加大投入一时也很难满足当地学校教育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固定渠道和中央政府的法定支持，地方的教育财政投入就会永远陷入与其他行业争经费的境地，以怎样的方式补足这些地区的经费，也需要法律依据。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把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财政投入都锁定为4%，很容易造成思维和决策混乱。4%一般被理解为各类各项教育投入的总和，再细化拆分，确凿的理由是什么，往往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和解释。与我国的情况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期，教育投入的比例不会轻易变化，我国经济则处于约8%的年增长中，如何确定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和总量，还需要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

　　2004年，程方平在安徽、江西两省四个县调查时发现，在现有管理体制中，教育经费使用过程的损耗过大，其中纵向的体制障碍表现为管理层级过多，受利益分配的干扰严重；横向的体制障碍表现为财政的大盘子很难把教育经费这杯羹分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教育投入就会连带出许多复杂的隐形的问题，常规的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就会不断被侵蚀。

　　程方平提醒说，我国教育投入面对的现实相当复杂，往往与许多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确定宏观投入的比例目标，反而会掩盖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只解决现有问题，巨额的历史欠债如何埋单？各级政府投入比例不经协商、缺少依据，难以落实，这一状况如何改变？另外，以县为主的定位虽好，但在发达地区会限制乡镇的积极性，贫困地区县财政又难以承受；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成本城乡差距巨大，城市重点校一年仅修缮费就要上百万元，农村普通小学一年正常的运转经费仅三五万元；保证义务教育质量需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而现有教育经费中根本没有教师培训费专项……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均迫在眉睫。

　　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投入原则不明，也会引发诸多复杂问题。比如，是普及高中教育，还是延长义务教育？如果兼而有之，那么投入的主体是政府、社会，还是需要两者分担？还有高等教育大众化使一些高校迅速拥有了豪华办公楼、高档星级宾馆等巨额资产，其背后巨大的负债风险会不会集中到政府头上？

　　程方平认为，不能只关注4%的目标，还必须关注有限的教育财政投入是怎么花的，有无论证、听证和有效监管、监督。否则，经费使用中的漏洞，必然为贪赃枉法之人留下空隙，许多决策也必然为利益集团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