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改革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公选校长是一次改革，改革要往前推进，就需要更多人参与，参与的人越多，改革就越有可能成功。

　　校长岗位首先是个人的一个主动选择。

　　张欣欣是1977级大学生，本科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即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张欣欣坦言：“我参与这次公选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是北科大毕业的，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为母校建设贡献力量。学校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后，学生给学校起了一个别称，叫作‘贝壳’（北科谐音）。我在20分钟的面试里也说自己是一个‘贝壳’，是北京市海淀区八大学院这片海的一个贝壳，有机会一定为学校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徐安龙与中医药，似乎有某种不解之缘。

　　“第一，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得到一位老中医的救治，这是我童年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老中医的医术以及悬壶济世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的追求。我的学术生涯有许多节点都与此有关。高考时，我选择了植物学专业，之后的学术研究，也有一部分跟中医药有关。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我这一生与中医药有不解之缘。”

　　“第二，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让我非常敬仰的大学，是中医药医教研的‘龙头’，也是教育部唯一直属的中医药大学。以前，我和这所学校的学者、学生有过接触，觉得他们的素质很高，值得我共事，能够来这里参加公选是我的荣幸。”

　　“第三，是同行对我的鼓励。我同行业内一些顶尖专家沟通时，他们都表示愿意推荐我。在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这也许是我实现儿时梦想的机会，至少可以为中医药事业尽一点儿绵薄之力。这就是我参与公选时的心路历程。当然，我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们支持我不远千里从广州来到北京。”

　　“其实，我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公选校长的信息，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来茂德说，“后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认为我应该去竞聘，参与这项改革。同时，我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家人不反对也不支持，因为换学校就要离开杭州。最后，我还是决定竞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基于这两个理由，来茂德做出人生的重要选择。“中国药科大学在药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是国内最好的学校，它有很长的历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我是1977级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是拿了国家的助学金培养出来的。之后，我出国深造，回来后在研究领域发展多年，还做了十六七年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也许能在这个平台做一些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做更大的贡献。”来茂德认为，“公选校长是一次改革，改革要往前推进，就需要更多人参与，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因为参与的人越多，改革就越有可能成功，同时，参与改革本身也是对改革的支持。”

　　公选是对校长综合素质的检验

　　公选实际上靠的是每个人的长期积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你不知道会提什么问题，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公选的过程令人难忘。3位校长都经历了面试、面谈、民意测验、组织考察等过程。

　　学校公选会是上午8点开始，张欣欣和其他候选人8点半就被请到一间办公室。张欣欣抽到最后一个，所以从7点半开始等到11点。“这三个半小时很难熬。”张欣欣说，“我不了解其他两所学校的情况，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公选是校内直播的。”

　　“答辩过程很有意思，台底下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因为我是本校的副校长参与公选，对学校老师和退休领导、现任领导都非常熟悉。”张欣欣说，“上午的面试提的一个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这个问题考的是对高等教育、高教法的熟悉程度。下午还有30分钟的面试，最大的感觉就是不让我们喘气，一个问题提出后要马上回答，不能讲虚的，要回答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措施。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锻炼，也考验了我们对高等学校，尤其是对高校的办学规律、内部管理及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熟悉程度。”

　　徐安龙坦言，面试的时候，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整个礼堂坐满了人。当时挑了3个问题，都是自己没有想到的，其中一个是中医药怎样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拿到这个问题，我想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准备，好在我平时喜欢读一些中医药的书，最难的问题我就放在最后，先回答简单的，然后慢慢进入角色。这对我确实是一个挑战，所以公选实际上靠的是每个人的长期积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你不知道会提什么问题，很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基于人生过程的积累，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这次选拔，来茂德的第一个感受是公选过程非常严谨：“手机拿走了，电脑也不能用，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第二个感受是这次大学校长公选的组织工作应该是高效的。“中国药科大学2012年12月31日面试，我担任校长时是2013年1月29日，不到一个月时间，还包括一个星期的公示。教育部的组织工作非常高效，这么短的时间要把各种各样的工作做好，很不容易。这样的试点工作能够积累一些经验，为以后的推广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