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主持人：您是不是觉得反补课这件事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应该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来更严格地来约束补课这件事呢？

　　嘉宾：不光教育主管部门，政府相关部门都得严格监管。年前，我在广东教育厅门口抗议违规补课，举着国旗，抗议了三次，南方日报也报道了。最近，羊城晚报有报道，广东教育厅厅长（罗伟奇）公然说，高三可以补课了，初三可以考虑。从教育部到广东教育厅，然后转发下去给各个地级市的文件，都说完全不能补课，甚至是自习，这都是最刚性的教育法规。但是教育系统怎么能自打嘴巴呢？我觉得是地方教育的主管领导和违规补课校长在唱双簧。所以我觉得这不光是教育界的问题，应该有纪检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来监督介入。

　　大概一两个月前，广东纪委公布了十大典型案件，包括濂江一中、二中、三中，三个校长都被通报批评。三个学校加起来共八十多万，平均每个学校二十多万。你想想凡是补课乱收费的，能够不超过五千吗？所以我觉得关于反补课这个问题，现在应该下决心解决，否则我们的校长得不到保护，万一成了犯罪嫌疑人也不好。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认为各个相关的部门应该合作起来，把教育部颁发的政策坚决的执行下去。

　　嘉宾：对，在反补课这个问题上，政府确实有严重的不作为。比如说我去过两次广东政府的信访办，每次都有文字记载，用网络、用手机短信都可以投诉。我也用手机短信投诉过，也收到了回复，说好像呈交到汪洋书记那里了还是什么。结果到现在，还是铺天盖地的违规补课，泛滥成灾的违规补课。那叫我怎么说呢？

　　违规补课，不是说你收不收费的问题，而是说对教育规律尊不尊重。违规补课的直接结果就是高二就上完了高三的新课，初二可能上完了初三的新课。这样的话，所谓的上完了高三的新课，其实是偷工减料的。比如我教高中政治，我知道，高三的政治学常识本来多重要啊，人民代表大会制等。但是要把高三的课集中到高二上完，就会导致偷工减料，是高考考点才上，非考点就不上。这是我们严谨对待教育、对待科学的态度吗？为什么反补课禁补令是最刚性的教育文件？因为教育规律是我们编制教材的依据，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战的。当然我反补课这么多年，教育界，包括所有的校长都鸦雀无声，一千万老师也没有跟我挑战的。

　　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教授挑战了我一下，当然我相信他是善意的，但是我觉得他是完全理论不通的。他觉得我反补课没反到点子上，他说反补课该家长监督，那我是说要老师监督、社会人士监督，这点我是认同的。还有他说反补课要等到教育均衡。但是我认为教育均衡不是一个推迟的理由。择校，是因为优质教育不均衡，所以要解决择校问题，就要等到教育均衡。现在杨东平教授在新京报谈超大班额，一个班六七十人，在重点学校都比较普遍，那又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够，又要等到教育均衡。那我们要等到共产主义实现吗？

　　主持人：肖老师，您的意思是说，虽然熊老师认为教育不均衡、或者其他比较现实的问题是补课的根源，但是您觉得虽然现状是这样，但是不管行政部门还是别的有关部门还是应该有一些作为，或者说操作，让违规补课至少不那么愈演愈烈的发展下去。

　　嘉宾：借此机会，设一个教育擂台也好，放一句狠话也好。我觉得就反补课这件事来说，随着我屡战屡败媒体就不关心了，所以我也很感谢你们中国教育网。我觉得反补课的意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04年我在江南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我很少写文章，因为文章要考虑到每个字。我觉得反补课是一块试金石，所以我要说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什么呢？包括像现在的南科大朱清时校长，所有想要当中国教育家的人，不公开对我肖兵反补课表示支持的，在中国就当不了教育家。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所有研究教育理论的学者，不反思肖兵八年反补课事件为什么失败，也当不了好的教授、教育学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江南时报上我就说，反补课是中国素质教育跟应试教育打的第一仗，也是中国教育第一题。我很喜欢找一个东西作为事物的起点，比如教育改革的起点，我认为就应该从反补课开始。

　　当时我觉得反补课很容易，为什么呢？抓一个校长贪污很难， 24小时跟踪那比较难。但是如果是反补课，星期六几千学生在学校，很容易抓证据啊。那你该点名批评就批评，该撤校长的那就撤啊。所以开始我觉得反补课很容易。

　　最近熊丙奇谈到说湖南出现了史上最严的禁补令，这是很可笑的。我们教育部的禁补令已经是最严了。湖南禁补令说什么高三不能补课，然后熊丙奇就说这是史上最严的禁补令，这完全是对反补课一窃不通。有些大学教授他懂大学，不一定懂中小学教育，因为他没有当过中小学老师。

　　主持人：您可以说是站在一个中小学教师的角度来看待反补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