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科研体制，它的正常运行机制主要是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的博弈规则，其本身并不参与具体的管理。这样的体制，由于大幅减少了对于资源的占有与支配欲望，因此，它的制度惰性就比较小。同时，由于无意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培养，因此它的运行效率也就很高，并且能够极大地减少学术腐败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这种模式也会大幅遏制科研人员的公关行为，从而为整个社会节约了宝贵的科研时间。笔者早些年曾比较过两个同形机构的效率问题，发现两个规模与架构几乎完全相同的科研机构其效率差距是相当大的，原来是在两个同形机构内运行的规则不同。凡是那些依靠健全制度提供公平博弈规则来运行的机构，要比那些政策传递过程复杂的机构效率高。其内在原因在于简化，它客观上节约或者取消了科研人员的公关时间。有效时间的增多，自然带来效率的提高，而且科研的生态环境也比较健康，反之则是科研人员劳而无功的低效率。科研体制中传递机制的日趋复杂，其背后也反映了制度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在这种扭曲的契约中，无形地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长期看，在制度层面，简化政策传递程序，减少政策制定部门对于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资源的分配权适度分散，它的实质就是制约权力的自我复制与再生产问题，进而缩短政策传递链条的长度，防止政策元素在传递过程中被有选择性地放大或者缩小，防止科研人员对于信号的识别中所发生的时间浪费现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本意所在。从短期着眼，应该最大程度上切割科研人员与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过分勾连，这样既可以节约科研人员的时间，又能够防止产生败坏学术生态的共谋行为。对于违规者要严惩，使公关活动成为最不经济的选择，同时造成自身荣誉的损失。由此，研究者的时间割据状态将趋向于好转，同时身份定位也开始简单化，此时职业伦理与行为操守的要求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从而使科研人员获得心灵的解放与学术的自由。

　　科研环境的好坏，从科研人员所拥有的可自主支配的时间的多少可以作出客观判断，为了科学的荣誉，科技共同体成员也应该主动消减公关活动，做一个纯粹的、干净的科学家。从低处捍卫科学的尊严，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