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界由于长期信奉工具理性，导致几乎没有给价值理性留下存在的空间，如此而来的后果就是，科研人员缺乏形而上的追求，在这里唯一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准则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其宗旨就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科研的目的。没人敢轻易简化角色，否则你就会快速被学界边缘化，这种科研生态，就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注定是扭曲的，也是无法持久的。

　　造成科研人员的时间日益被割据状态的深层原因就是制度设置出现了问题。科研体制中的制度大多以战略、规划、政策、规则、导向、评价体系等形式出现，它们以隐蔽的形式控制着科研赖以为继的有形与无形资源，这种控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占有与支配。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构成制度的要素在三个方面规训群体的行为，它们分别是：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对个体的控制力从显性向隐性过渡，控制力也由强到弱。例如，一项制度设置通过规制性力量给科研群体的行动划定明确的行为边界，然后通过规范性要素的导引，引导共同体的行为选择趋向一致性，最后，这些制度构成要素在群体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认知取向，当这种认知取向一旦固化成为人们行动的背景预设，就演变为新的科研传统，而且很难改变。借用德国哲学家安德斯的说法，就是“隐性的暴力”。其巧妙之处在于，它是通过非常难以拒绝的那种“提供”来实现的。资源和符号是科学场域的硬通货，哪个人敢于或者乐意拒绝呢？由此可知，这三个因素已经能够完全控制科研共同体的行为选择，当群体认知模式与行为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强化制度的延续，这也就是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初步明确中国科技体制存在问题的一个大致轮廓。科技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就是制度惰性问题。所谓的制度惰性，其成因主要由三个因素促成：首先，是制度形成与维持中发生的沉没成本；其次，是一个制度在运行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制度变革的主要阻力；第三，就是长期形成的认知与行为习惯，它导致群体对于变革的麻木。再深入挖掘下去，可以发现之所以会形成制度惰性，是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生产性的，它再生产着权力关系与遵从模式。换言之，表征制度目标初衷的这些政策本身是可以自我复制的。只要看一下政策在从上到下的传达过程中的展开方式，就不难明白这些内在机制。因为任何一项政策在运行中都涉及政策要素的传递问题，而传递方式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斯特朗等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种：关系性传递与符号性传递。

　　由于有了复杂的传递关系，各种政策目的的最终归宿点都要落到科技共同体的行为选择上，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强制性因素得到了有选择的放大与扩散。为了应对这些繁琐的传递机制，科研人员的时间只能选择被制度割据化。当下科研人员每年要经历的没完没了的申报项目，应付无数检查、考核评审、各级行政部门不定期的会议等，哪一个能躲得过去呢？这些活动一路下来，有限时间就被大量浪费，同时让人身心俱疲，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政策传递过程中的必然要求。而越发复杂的政策传递机制，无非是为了实现对群体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