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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火星文”的构字理据

　　谈到构字的理据，就不得不提到过去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都遵循的六书。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汉代学者把六书解释为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现在谈到六书的时候一般沿用许慎的六书名称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以及假借。但是汉代在文字学发展史上毕竟属于早期，理论也不可能很成熟，很多研究六书的人甚至用“象形兼指事”、“会意兼指事”等名目，说明六书的分类是不准确的。而唐兰先生针对在对六书进行修正后提出包含“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由于象形和象意的划分很不明确，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里对唐兰的三书说的漏洞提出了自己的新三书说，把象形和象意合并为象形，加上假借，就构成了新的三书说。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修正说，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指用字符造字），“这样子才能是汉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中都有它们的位置。”于是经过裘锡圭先生修正过后的三书说指的是：“表意、假借、形声”。笔者认为，虽然“四体二用”的说法影响很大，但是裘锡圭先生的说法比较科学，所以下文主要采用了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来分析“火星文”的构字理据。

　　据笔者分析发现，基本上“火星文”都能用以下三个方面来归纳和解析。但是有些地方是需要说明的。正如文章开头对“火星文”的定义，“火星文”并不是一种新型语言所对应的文字符号，而是对汉字符号系统的一种谐谑的改写。所以，以四书的造字法来分析“火星文”的构字理据，则需要另一番理由：“火星文”的产生的确不是空缺来风，而是中国传统造字思维的一种表层化的展现。把“火星文”的造构字法与汉字的造字法作对比，虽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比较，但是通过了解造字思维在“火星文”这个表层载体上的展现，却能让我们从纵向了解汉字历久长青的动力之源。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对比是可取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下面我们来详细讨论这种造字思维在各类“火星文”上的体现。

　　（1）表意

　　裘锡圭先生把表意字又具体划分为象形、变体、会意、象物字、象事字、抽象字六类。

　　抽象字，“火星文”中，如“O”表示张大嘴巴说“噢”的样子，意思是，你说的我明白了。抽象字在传统汉字中也非常的少。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洁拙”，把象形解释成根据事物的形体特点，而画成与事物相对应的图画。下面讨论的象物字、象事字都有许慎所说的特点。象物字的字形像某种实物，它们所代表的字就是所像之物的名称。这类字在“火星文”中大量地存在于表情符号和图示符号之中。比如：符号“(？？)nnn”（毛毛虫）、“<。)#)))≦”（鱼）、“＜※”（花束）、“≡[。。]≡”（螃蟹）等等。这些图符都表示特定的实物的名称。

　　象事字看起来很像象物字，二者不同的是象物字所代表的“物”的名称，而象事字所代表的则是“事”（如属性、状态、行为等）的名称。这类字在“火星文”中常表现在一些表情符号上：“(⊙o⊙)”（目瞪口呆）、“..@_@|||||..”（头昏眼花）、“(ˉ□ˉ)”（脑中一片空白），以及表示身体动作的“Y(^_^)Y”（举双手胜利），还有表示一个人爬跪在地上的“ORZ”（失意体前屈）以及它的变体“OTZ”（这是大人）、“orz”（这是小孩）、“or2”（这是屁股特别翘）、“囧rz”（这是囧的失意体前屈）等等。

　　指事，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指的是一种标记法，以一个事物为参照物，然后用抽象的符号标记出来，表达抽象的含义。裘锡圭先生认为，指示字是指在象物字或象物的形符上加上指示符号以示意。这类字在“火星文”中也存在着。参照物明显的有：“．．<{=．．．”（乌鸦飞过去，表示冷场），又如在原来“(ˉ(∞)ˉ)”（小猪）的象物符号上加上向上的箭头“↖(^ω^)↗”（表示为“小猪为你打气”）。参照物不明显的如“↑”、“↓”、“←”、“→”表示“上”、“下”或“吓”、“左”、“右”等含义。

　　会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指会合两个以上的意符来表示一个跟这些字符本身意义都不相同的字。这种字在“火星文”中几乎没有，但是这种造字的思维则体现在拆分式的“火星文”中，如“亻尒眞弓虽大”（你真强大）、“莪會ホ目ィ訁亻尒”（我会相信你）、“ホ不具ㄋ”（杯具了）等。

　　变体字主要是用改变字的字形的方法来表意，一般是增减笔画或者改变方向。“火星文”中“佷”、（很）、“尛”（小）、“呮ぬ離開，侢乜吥囙來。”（只好离开，再也不回来中的“也”和“回”）、“籹孩孒”（女孩子）当中的“孒”（子）等。

　　（4）形声

　　《说文解字》把形声解释为：“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一般指用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字。但是最早的形声字并不是直接由音符和意符构成，而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活在表意字上加音符而产生的。在“火星文”当中，形声字是特别不明显的，许多学者把“莪”（我）、“菰”（孤）等归为形声字从而得出火星文大部分是由形声字构成的，笔者觉得这种结论很不可靠。首先这个两个字“艹”都不是表意的符号，而是随意的附加物，为了是达到“我”字的陌生化的效果，所以有许多种写法。比如“莪”还可以写做“硪”、“峩”等，“甜甜圈”可以写成“餂餂圏”、“甛甛圏”等等，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声字，经过笔者的考究，形声字在“火星文”不但不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反而是相当稀少的部分，即使少量存在着的，也不是以形声字的造字思维产生的，而是在盲目的拆分和重组传统汉字的过程中，意外的产物。

　　（2）假借

　　假借就是借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一个词。“火星文”中假借造字的现象很多，主要是利用读音相近的字词来模拟、代替本字。

　　注音文类的，如“我爱我ㄉ家人”（我爱我的家人），用“ㄉ”代替“的”；相似音、合音字类的如“酱紫很好啊”（这样子很好啊），用“酱紫”代替“这样子”的连读，又如“3Q”用来代替“THANKYOU”等；借用外来语语音类的，如“这年头谁不用咕狗写作业？”这里用“咕狗”代替“Google”等等。

　　但是有一点需要区别的是，“火星文”中大量存在着的“有边读边”的现象，并不是假借的思维造出来的字。因为据调查，使用“火星文”的群体在用“火星文”交流的时候，并不完全清楚这些新的字符的本来读音，甚至大部分的字符在出现的时候，就直接是借用了各种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形象而对与这个符号的意义与读音都是无关的。

　　（4）关于“火星文”构字法的小结

　　讨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火星文”并不能按照严格的造字理论开分门别类，这又从侧面证实了“火星文”并不是一个新型的文字系统，而是一种次文化符号的集合。大量的“火星文”都是用象形的造字方式组合而成的，而以前学者所认为的“火星文”是形声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有边读边”的现象，依靠的并不是读音，而是字形。也就是说，“火星文”的存在层面，仅仅局限于符号形体的层面，它的能指和所指都依靠汉语汉字的本身。比如看到“莪”

　　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分辨的，是它的本字“我”，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字的音、义，才能理解符号“莪”的所指。

　　虽然运用严格的造字原理来看“火星文”，就会发现“火星文”造字法则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把“火星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图符类”、一部分是“文字类”。图符类如“＜※”（花束）、“(⊙o⊙)”（目瞪口呆）等，这类“火星文”本质上是一种对形象的描摹，在这个视觉文化的时代，是一种符号化了的图像叙事。

　　而文字类的“火星文”，笔者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型的文字，而是在网络时代下人们对造字法则的创意运用而产生的符码的集合。这些符码在本质上最接近的传统定义上的“异体字”，即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点，就是这个音义相同，是指文字符号使用人群约定俗成的音义。比如“火星文”中的“莪”与传统汉字的“我”，字形不同，但是语音、语义以及用法上都是相同的。虽然“莪”的本意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是在“火星文”使用人群中，这个字约定俗成的意义却跟“我”完全一致。所以说，“火星文”风靡现象是新型异体字的泛滥，它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众多汉字构字思维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竞争。

　　从“火星文”中，笔者看到大量的假借字、表意字以及极少量的形声字，这和传统研究中“形声字”占了汉字的大部分这种说法是相悖的。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假借造字法和表意的造字法这两种思维的复兴，在形声造字法的思维的没落。

　　那么，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参考前人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火星文”是平民造字，使用“火星文”以及创造“火星文”的人，都不是汉字学的专家，他们没有深厚的文字学基础，对于汉字的字源以及汉字各部件的作用都处于模糊状态。其次，为什么会出现平民造字缺乏理据上的顾虑呢？笔者认为，这是现代汉字理据磨损后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记号式半记号式的字符的出现，或者由于理据的磨损后，导致原本表意或记音的部件在使用人群的头脑中变成了一种记号。这种表意符号与记音符号自身的模糊化、标记化是形声字造字思维没落的原因。再者，“火星文”其实是一种出于文化离心心理影响下的字形的改写而非另造新字，所以“火星文”有方便表达需要的大量假借字与表意字而缺乏真正新造的形声字。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在汉字规范化道路上，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看待这种新兴的网络亚文化，怎么来对待“火星文”现象？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应当给予适当而理智的包容。因为汉字的历史演变告诉我们，汉字的标准化、规范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的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出台在推动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能真正把握好执行过程中刚与柔关系，对各种社会上的亚文化现象多一些尊重理解与研究，比如对用于出版物等方面的规定可以刚硬一些，对于小范围网络上的亚文化的管理可以柔和一些，这样子依赖一些符合民众心理的表达方式得以在私人对话等亚文化领域里得以存活，反而会促进民众在各种正式的大众场合下使用规范语言文字。如此一来，汉字的规范化道路反而会越走越通畅。

 石珊珊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