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清华，我的一个梦想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回到清华做教授。但没想到会这么早。”

　　2006年底，施一公已经准备回国，开始在清华大学建实验室。正在北京探亲休假的颜宁决定到母校去看看。

　　在清华，她遇见了大学时代的系主任、时任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赵南明。“我出国时，赵老师曾为我写过推荐信，他还记得我。他当时问我，你的科研怎么样呀？我说做得挺好。他说，可以来我们医学院找工作。”

　　就这样，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10天之后，2007年1月2日，她在清华大学医学院接受了面试，教授会投票同意给她教授职位。

　　但其间也有一点波折：她的职位从院里报到学校，教授职位改成了副教授。

　　她说：“我并不介意做副教授，但当时清华的副教授不能带博士生。没有博士生实验室就不可能运转起来。所以，做博士生导师是我与清华谈的唯一条件。不过如果是现在，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已经开始，不论助理教授还是资深教授，只要有独立的实验室就是博士生导师。”

　　2007年7月，清华大学向颜宁颁发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书。

　　颜宁说：“按照我最早的职业设计，做完那个膜蛋白的课题，我或者到其他领域再做一个博士后，或直接在美国找一个助理教授职位，获得终身教职后再回国。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回到清华做教授。但没想到这个梦实现得这么早。”

　　决定回清华，父母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她说：“爸妈也希望我能回来。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在事业上多成功，只希望我过得开心、幸福，最好能经常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能随时照顾。所以他们听说能回清华，就非常鼓励我。”

　　也曾有人问颜宁：从博士到博士后，一直在施一公的实验室，现在做教授也是与施一公在同一个学校，会不会担心自己不独立？

　　她说：“我在普林斯顿时，接受一公指导比较多的是在博士前两年，其中向柴继杰、吴嘉炜两位师兄师姐学了很多东西。在我博士的最后一年，已经相对比较独立。博士后做膜蛋白，那是实验室的一个全新方向，我像一个小组长一样带着师弟师妹从头开始摸索，这期间锻炼了一定的项目管理能力。清华给我聘书时，我心里已经比较自信可以独立管理一个实验室了。”

　　膜蛋白研究是一个充满了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广阔领域，在清华的实验室，颜宁很快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重点——用生物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的胆固醇代谢调控通路的分子机理。然而，她深知这一领域的艰难，所以还安排了一些难度相对较小的课题给自己和学生减压。

　　“不过，科学研究真是很难计划。最初没有作为研究重点的课题，比如对细菌中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一旦开了头，才发现我们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解是如此贫乏，还有那么多重要的基本问题等待解决。而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带出更多问题，于是开始作为辅助课题的方向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重要的研究方向，比如植物中脱落酸受体通路的调节机理等，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颜宁感谢清华和引进并支持她起步的老院长赵南明，感谢学校和学院友好又出色的同事们，感谢清华生命科学学院良好的研究氛围。在3年多的时间里，她获得了稳定支持。“赵老师给我争取了非常好的起步条件，保证我前两年不用在外面申请经费，专注于实验室建设。而施一公接任院长之后，给所有新引进的年轻人都创造了一种安心的环境，他会尽最大努力支持每个人顺利起步。”

　　回清华做研究，她经历了意气风发、怒气冲天和心平气和3个阶段。第一阶段，因为刚回国，又回到母校，有了归属感，雄心壮志地要做一番事业。第二阶段，因为不适应当时国内行政手续的繁琐，入校要办落户手续、学位论文论证、周转房装修等等，一堆杂事让人心烦意乱。最苦恼的是订购国外仪器和样品，经过海关等一大堆手续不知道要拖延多久，实验室没办法开张，急死人。第三阶段，当仪器终于到位，可以顺利地做实验了，而之后的仪器和设备提前预订，不再造成延迟；生活上也安顿下来，心情终于平静了，然后发现在清华与在国外做科研没有太大区别。

　　颜宁希望自己的研究生有上进心、敬业，因为实验室有好的论文发表纪录，她很担心学生们变得功利，忘记了论文是文以载道、只是对于研究工作的传播。她说：“我希望他们做实验持着积极上进的态度，但又以一种平常心去研究。”

　　回顾在清华的几年，颜宁说：“我最满意的是把一个我开始认为非常有挑战性的领域做到不再可怕。我的实验室积累了大量做膜蛋白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做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的年轻人，可以挑战更有意义的靶标了。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理解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胆固醇代谢通路的调控机理。我的职业理想是找出下一个巨大挑战，希望可以解决更有普遍意义、更基本的生物医学问题。”

　　当深入到自己想做的问题时，颜宁发现了结构生物学本身的局限，也担心思维高度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她说：“未来几年，我应该到外面去做一个学术休假年，适当的时候需要给自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