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辈子要做研究

　　“他们那种简单和执著让我感动。”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要求，研究生第一年主要是上课，其间还要到三个实验室各做三个月的轮转，为今后选择实验室作准备。

　　基于本科时受过的结构生物学训练，在诺和诺德与抗癌相关的研究经历，以及自己的性格等综合因素，颜宁选择了施一公的实验室。

　　在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系，醉心科研的施一公对颜宁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总是教育我们把目标定得高远一点，不要整天想着柴米油盐斤斤计较。他总是说，只要你现在努力做到最好，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宽，根本不用为找工作发愁。而且每次在实验中遇到难题和苦恼，和他谈过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行，肯定能成功。”

　　还有一对教授夫妇对颜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是埃里克.威萧斯（Eric Wieschaus）和夫人翠迪.舒巴赫（Trudi Schupbach）。“他们二位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威萧斯还是199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我经常在晚上11点多看见他们夫妇在各自实验室观察显微镜下的果蝇，他们做研究非常淡定，那种简单和执著让我感动，觉得我将来就是要这个样子。”

　　在施一公实验室，颜宁开始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肿瘤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调控机制，她喜欢上了接受挑战和战胜挑战的感觉，喜欢上了实验室里的自由和酸甜苦辣，那个过程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令她沉迷其中。

　　两年后，以她为第一作者的两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自然—结构生物学》期刊上，她受到了极大鼓舞，到博士毕业时，她基本上决定以科研为事业了。

　　而且，她也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你把细胞里那些只有几个到几十纳米大小的蛋白质分子通过X射线衍射的方法解析出原子分辨率的结构，在电脑上放大几亿倍之后，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美丽的构造如何行使复杂的功能，你总忍不住要感叹大自然的聪明——她的精妙设计很多时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你是世界上第一个揭示出这些大自然奥秘的人，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难以言喻的。”

　　2004年12月，颜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正当她准备出去做博士后时，施一公的实验室有一个转型：要做膜蛋白。“对我们做结构生物学的人来说，做膜蛋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在我们实验室需要从头做起。”她说，“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从头做起，去挑战一个全新的东西，我被这种感觉所诱惑，留在了原实验室做博士后。我想先做出一个膜蛋白。”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颜宁开始做博士后，带着两个师弟师妹从头摸索膜蛋白的结构生物学，到2006年10月，他们做出了实验室的第一个膜蛋白结构。

　　2006年12月底，她回北京探望父母，使她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自己从此就回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