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再次对话“五四”

　　作为“事件”的五四早已成为历史，作为“担当”的五四还远未走完。与“五四”再次对话，寻找其新的时代意义，是一项既指向未来又延续历史的工作。

　　作为一个著名历史事件，没有人可以阻止一代代人与 “五四”产生对话，令其增值，并自觉地接受其感召。但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该怎样与“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话？对话的目的与意义又该如何？

　　美国人一次次地跟大陆会议、独立战争对话；法国人一次次跟法国大革命、五月风暴对话；日本人一次次跟明治维新、幕府时代对话；中国人一次次跟1949年、抗日战争、五四运动对话，这些过程，并不是指望简单地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法宝，对话的意义，在于训练思维、积聚力量、理解当下；在于培养历史感、开阔眼界；在于以行动寻求思维转化与制度创新解决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中含金量可谓最高的“五四”当然是最值得对话的一个。可以说，作为一次“事件”的五四早已成为历史，作为一种“担当”的五四还远未走完。

　　今天来理解 “五四”，不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五四是一个传承，而不是孤立的怪胎，“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的惨败，为社会酝酿着情绪；百日维新终究未能触及根本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统治，却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让国人感受到无穷无尽的黑暗。可以说，以前的全部历史为这场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催生着一场救亡图存运动的诞生。

　　“五四”提出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口号，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向这两个大敌宣战，是向旧时代最大的糟粕宣战。激情的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人们不得不面对：单凭一时热情与冲动，不足以解决所有救中国的问题。人民将激情幻化为理性与思考，带着大量的问号去寻求答案：各种新刊物应运而生，研究新思想的团体纷纷成立，马列著作中译本隆重登场，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最后让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将救亡图存上升到更高层次。

　　孤立地评判一次运动，无异于盲人摸象；片面地归之于历史的故纸堆，无异于逃避现实。历史传承的问题，终究需要放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解决；一次运动可以向前地解决困境，也会向后地留下命题。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当年的五四运动以及伴行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也因了这个 “现代”，使其成为一个未竟的时代。

　　我们在以“五四”为光荣的同时，不能不品读其责任未竟的苦涩。想想那个年代流行的词汇：国家、民族、科学、民主、自由、救亡、启蒙、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一些曾击打着先贤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虽然表现形态与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我们孜孜的追求。以怎样的制度努力继续文化的重建，建立起有传承有开放的新文化？现代科学的认知体系需要怎样的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朴素追求如何支撑现代的法治与民主？……直面“五四”，我们并没有彻底摆脱困扰；直面先贤，那里仍有期许的目光。我们勾勒出未来世界的蓝图，却没有迈完应有的脚步。

　　我们站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纪念“五四”，与其再次对话寻找新的时代意义，邀其进入当下的社会变革，邀其锤炼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想，这是一项指向未来同时延续历史的工作。在对话中寻找到时代意义，将为“走完五四”积聚了最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