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既要财政投入，也要各项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记者：要说校车安全该由哪个部门管，教育、公安、交通等各部门都沾边，可是责任没有明确界定，“都能管”可能就变成“都不管”。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厘清？

　　李蓝：很多学校不愿意办校车，主要是怕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有的地方出了校车事故，就仅仅处分校长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去年在两会上提出的校车提案，最后就是由教育部做出了反馈，我觉得很无奈，因为这说明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校车不是教育部门一个部门可以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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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车是政府应该配套的义务教育基础资源，教育部门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牵头，由发改委、交通、教育等部门互相配合，共同解决。

　　袁桂林：去年我在四川调研的时候，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在一所学校的门口，我看到十几个学生围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准备乘车回家。我问校长，为什么不阻止孩子们坐那辆超载的吉普车？校长告诉我，如果他去管，吉普车司机肯定会来跟他打架，他只能劝说学生不要坐，并没有监督学生不要私雇校车的权力。超载的问题需要交通部门来查处，法律没有赋予学校这个权力。

　　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把相关立法提上日程，通过立法来明确各方面权责。有了法律依据，校车的安全监管才能在实践中有法可依，公安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才能明晰，这样监管才能落到实处。

　　比如说，公安部门要负起车辆和司机资质认证的责任，交通部门要负起交通运行监督的责任，教育部门要配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对校车安全进行监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发展。

　　记者：甘肃庆阳发生校车事故之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不惜投入，积极采取措施，您觉得应该注意什么？

　　李蓝：事故发生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认为，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

　　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

　　记者：在校车标准的制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袁桂林：这个事情要综合考虑，外国在校车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既要借鉴好的经验，也要适合中国国情。

　　比如有人提出，每辆校车应有两个老师护送学生。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教师的编制远远不足，连上课都保证不了，护送的这两个老师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制定标准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程晨 李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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