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洲殖民地共开设了九所学院。这些学院主要是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设立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当然只有统治阶级的后代。课程除了深奥一些外，还要求学生阅读艰深的拉丁文选编读物和希腊文作品，神学是更高层次的学习课程。学院不传授科学知识，甚至学生中很少有人知道英国的人文运动。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美洲殖民地移植了宗主国的教育模式，但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几乎是没有的。殖民者尽力注意把移植来的教育模式与美洲殖民地的新环境融合在一起。初等学校、拉丁文法学校，甚至哈佛学院都不是英国模式的翻版，它们在移植美洲大陆的过程中，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例如，在整个英国，当时只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拥有颁授学位的权力，它们的垄断地位是全面和绝对的，任何学院没有进行考试和颁授学位的权力。然而，英国这种古老的垄断性教育制度，无论是它的长处，还是它的缺点，都未能移植到大洋这边来，英国“大学”和“学院”之间的区别，一到美洲殖民地就丧失了任何意义。哈佛学院早在1642年就开始颁授学位，虽然直到那个时候，它依然是一所学院，而且谁也没有授予它颁授学位的权力。到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殖民地的九所学院都在颁授学位，而那个时候的英国还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有权颁授学位。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大学从建立那天起，就跟整个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校外人士组成校董事会控制高等学府的领导体制。

　　三、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关注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社会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各种学科知识广泛的运用于生产和生活当中。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措施范围内，教育应为什么服务这一问题成为大学学术界的争论焦点。争论的一方坚持知识价值独立，不要涉及应用，因而高等学府应有其超脱世俗的地位，只有这样才可以结出智慧之果。争论的另一方本着当时社会发展趋向，猛烈抨击纯学术派的观点，认为知识的价值依附在其应用的功能之上，因而主张学以致用的大学教育方针。

　　186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詹母士·麦柯殊(J·Mc Cosh)教授便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有些人竟彻底地说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对他以后的生活毫不相干，但一定要足以磨练其思维官能。这样，即使学习那些枯燥乏味而且毫无用处的拉丁文句子也认为理所当然。……难道你竟不能意会，当儿童开始努力运用心智，那种刻板晦涩的学习可以造成心智厌倦，以至它永远讨厌正经的学者?……我认为虽然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思维官能，但是这些官能不可能通过一些无用或对生活无益的东西得到改善”。③除了学者对传统的烦琐课程尖锐批评外，工商界领袖亦公开地表示他们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缺乏信心。1889年一位著名的银行家深感当时大学教育的空洞玄虚，公开发表谈话，宣布不聘用大学毕业生在银行界担任任何工作。著名的工商业巨子安德尔·卡尼基(Andrew Carnegie)所发表的抨击更为直截了当：“虽然一般大学努力学习一些远古野人的琐碎争端，又极力要掌握一些早已没落了的语文，他们所得的知识似乎只适用于另一星球世界。以商业事务来说，未来的领袖应以经验学习去锻炼自己，以求获得成功所需的实际知识……现行的大学教育实是商业工作的绊脚石。”④

　　对于大学教育的功能和内容，工商界赞成实事求是，以知识应用为依据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着重生产、功利和办事的实际效率。对于同样的问题，学术界人士的争论是更呈激烈和多样化，所顾及的层面也多，其中一派主张一种改良的普通文艺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确认青年大学生应在本科阶段内获得一种较为全面的知识，然后再在全面的知识基础上建立专门知识技艺，后者是属于研究院的课程范围。在另一方面，一些教授却主张专门教育(Specialist Education)，认为博雅教育过于空泛和脱离生活实际，大学毕业生应有一技之长的才能贡献于社会。而且，人类知识飞速增加，学生不可能同时涉及许多学科而获得任何收获，倒不如掌握一个专业。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出现许多较为中和的安排，即在大学本科课程内尽量多设学科，任由学生去设计选修个人的学习内容。喜欢接受普通教育的，可以广泛选修不同的学科。喜欢专门的，可以集中选修同一学科的各种科目，以求得到一种深入的专长学问。此外，学生也可以选择主修和副修，或同时攻读两种主修学科。然而，追究起来，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和学术水准的规定还是由学校决定的，这些都受到一定教育思想的影响。

　　关于大学教育应该着重什么，又应该训练出怎样的人这些问题争论，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今，毫无退减的迹象。各家主张不但难分优劣，而且有时还在观念上纠缠着何为大学和专科学院的定义上的分歧。一百多年来，美国大学便在这种热闹气氛中发展开来，各间大学坚持自己独立宗旨和课程内容。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同一间大学也会因领导人所持的教育思想不同而有所改变。大学与大学之间各自标志着特点，互相进行健康而文明的竞争。

　　总之，契约思想、移植教育和社会关注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性”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公众契约思想的确立使得政府、大学、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之间谅解、容忍的默契。当政府、社会对大学进行干预时，大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与政府、社会谈判协商，捍卫公众自己应有的权利。移植教育使得美国早期的高等学府，承袭了西方高等教育大学自治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高等学府较大的自主权。而社会关注大学教育所引发的争论，产生了各种异彩纷呈的教育理念，使得美国大学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实质上是美国高等教育“独立性”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