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些年党和政府十分关注贫困地区，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世界上每天都有6万多人口走入贫困的情况下，我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足见我国党和政府对改善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对脱贫的决心。伴随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理论界对贫困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对走出贫困有多种理论预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贫困地区要走出贫困，首先要走出经济制约教育与教育发展间的恶性循环，必须倡导一种“牺牲精神”。即从不太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较多的份额来发展教育，甚至牺牲一代人物质生活的速度提高为代价，来换取今后几代人的振兴。这种观点认为“不发展经济，现在没饭吃；不发展教育，将来没饭吃”。教育落后是经济落后之果，又是经济继续落后之因，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这种观点，常用战后的日本和韩国作为强有力的例证。我认为，这种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所举的例子是实在的。但我想提醒的是，这恰恰忽视了对中国实际的研究，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传统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人口分布极不均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高素质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的大国。与“船小好调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分布相对均衡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有着质的区别。中国的资源、人口、国土诸方面可以是几个日本和韩国之和，但一个中国则决不是几个日本和韩国之和。中国的贫困地区有些也许从经济和教育单项指标上与战后的日本和韩国无差异，可从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的综合空间上与他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它的发展是受其社会制约的。一切脱离社会谈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做法都是不成立的。假如在西部大开发中，按传统的观点大规模地开发西部教育资源，而不是依照西部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需求来安排西部教育的优先发展，必将会致使西部教育规模过大、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难以改善、教师工资严重拖欠、教育投资远远超过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等现象的发生。西部有些贫困县用地方财政的大部分维持教育，也难以保证教育的正常运转。即便是像甘肃的贫困县——会宁县，其高考升学率在全国是较高的，全县的财政及农民个人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教育，教育已经是超前发展，而经济依然如故，可谓“人才辈出，江山依旧”，这显然不是西部教育资源开发所希望的结果。我们不是说，西部教育资源要等到西部经济大发展后再开发；而是说，西部教育资源开发要为西部经济大发展服务，在西部教育与西部经济的互动中，优先安排西部教育的发展。总而言之，西部教育资源的开发要与西部大开发相合拍，西部教育的发展要为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为解除西部“贫困综合症”做出贡献。

　　四、西部“贫困综合症”之症解：西部教育资源开发要与西部经济发展相结合

　　西部的贫困是国内局部的贫困，谓之贫困地区。这些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区和边远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共同症状的“贫困综合症”——越是贫困的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现代科学技术需求不迫切，吸收不了科技人才，越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限的资金只能顾及生存，无法投资教育以求发展；反过来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导致贫困。走出贫困，治理“贫困综合症”是一个历史话题。中国近代有许多仁人志士都企盼“教育救国”，梁漱溟先生曾提出“治穷先治愚”，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实践。今天我们搞的“希望工程”“燎原计划”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认为这种做法只是抓住了治理“贫困综合症”的根本问题，却没有掌握治理“贫困综合症”的根本措施。

　　有研究指出：摆脱贫困的出路在于必须打破“先经济后教育”的思维定势。因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教育的经济功能有递增的趋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者素质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应看到教育的发展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还应看到经济的发展更要受教育发展的制约。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①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似乎没有错误，但却忽视了贫困地区的当前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在“生存”层面上侈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我倒认为：在“生存层面”上，“资金是第一推动力”，这就是西部地区走出贫国的“借鸡生蛋、用蛋孵鸡、以鸡还鸡”战略。比如有学者已提出解决西部贫困问题，不单是把资金拿到西部去，加快资源开发，把西部的资源拿走，如果这样的话，结果不但不能带动西部的经济发展，反而有可能使西部进一步的贫困化。开发西部决不是单纯的资金转移，而首先是与西部资源相关的加工工业从沿海转移到西部。其次是提高西部的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素质的办法除教育外，应重视随工业转移吸引外来人口，改变人口成份，从而提高人口的平均素质。1994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针对陕西省经济落后的主要症结是封闭太死，开放不够，明确提出“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两开战略”；1996年3月，又进一步明确了陕西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三变”：“由资源富省变为经济富省；科技强省变为产业强省；文化大省变为文化旅游名省”。1996年6月在陕西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就如何具体实施“两开”战略，首次提出了“四换”思想：“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市场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由此可以看出， 贫困面较大的陕西省在实施“科教兴陕”战略的过程中，首先注重的是资金的引进和利用，而不是一味的“牺牲”一些经济发展的速度，把资金用于教育。对西部地区来讲决不是有一部分可以选择究竟是发展经济还是办教育的待用资金，而突出表现为“生存与发展”矛盾。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教育在治理“贫困综合症”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