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程方平　

　　根据学校教育的需求和校车问题的现实，站在学生安全这一最基本、最直接的立场上，依据《宪法》等相关法律，制定具体的校车法规，明确相关各方责任是当务之急。在不少发达国家，校车的使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不少国家的相关法律也有数百种之多，而所有相关法律在涉及校车安全的问题上，都会明确学生的生命安全至高无上、不容侵犯，没有任何理由让其面对丝毫风险。其最根本的理由是：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而学生又难以对自身安全加以充分保护，必须要有国家、社会、企业、家庭和学校各方给予充分的、不容任何疏漏与闪失的绝对保障和系统支持。　

　　各国在校车相关法律中有极为细致的规定。如在校车制造方面，底盘重量、发动机位置、车门开处、核定载客量、出现交通事故时的安全保护设施、颜色和信号标志等硬性条件必须达标；在与社会车辆的关系上，校车享有绝对优先权，甚至还超越救护车、消防车的等级，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凡遇校车停靠路边学生上下车时，即便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都要完全处于停车状态，并要拉开至少20公尺的距离，当校车将进入停靠点时，周围车辆的时速不得超过15英里；凡对校车及其乘坐学生造成威胁者，将被定为联邦罪行，严重的要判20年甚至终身监禁。由于法律细化、制度合理、监督到位、处罚严厉，美国等国的校车交通事故都降低到万分之一以下，对学生安全的保障程度极高。而在我国，以往出现的校车问题主要是由于缺少具体的制度和详尽的法律规范，负责经办的地方政府、学校或企业等，不仅目的多元，甚至有单纯营利想法，而且对相应的风险与责任又不想承担。致使问题一出，混乱即起，无法追究责任。　

　　当然，涉及国民基本权利之一的校车问题，也不可能全由政府一方面独立承担风险，也要由社会、学校等相关各方在责权清晰化的基础上共同负担。显而易见，若要推行校车制度，政府、学校和提供校车的企业等，都将面临十分现实的调整和选择，在跨界管理中分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尽管在实践中还可引入保险机构再行分担，但若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清晰、不明确，则实施过程必会乱象丛生。　

　　在这方面，国际经验和相关法规均十分丰富和完备。值得借鉴的办法是：由政府负责投入、立法、监督，制定高等级的企业、车辆、司机、安全等标准，以及明确的路线、优先的路权和严格惩罚条款等；由行业进行自律、实施培训、维修车辆、保证运营安全；由学校进行与校车相关的教育和学生乘车训练；由社会各方面共同促进国民对校车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包括避让、安全距离、校车的颜色等。　

　　而从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看，立法、执法、监督等整体法制建设的情况，行业的规范与自律状况，相关各方的责任到位与管理情况，交通条件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对灾害和危险的能力状况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若急于出台法规章程铺开投入，各方面的责任、义务不能分担到位，则不仅校车问题难以改善，还会引发新的混乱。特别在我国真正需要校车的偏远贫困地区，影响校车安全的因素很多，包括道路状况、自然灾害、社会治安、司乘与管理人员素质、维修和抢救条件、学校安排能否到位、家庭和社区的配合、管理的疏漏和制度本身的局限等，均很难在短期就达到理想状态，若在法律制定与制度设计中，忽略这些具体的现实和可能出现的细节问题，则不仅相关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严重质疑，还会给校车实践带来诸多新的困难。　

　　为此，在我国校车的问题上，一方面要理清原则和思路，抓紧出台相关法律，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明确相应的标准和责任；另一方面还要经过深入的调研实验，将一切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无一遗漏地揭示出来，并通过细化规定、进行宣传、积累案例，努力将工作做到极致，负责任地为我国的中小学生创造安全上学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