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为传统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以道德标准辅助刑法，缺乏结构上的实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代替法律的支撑，它不能将私人财产权明确划出，更不能给予法制上的支持，暴露出它在对付私人财产问题上的制度上和组织上的缺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以货币作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步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摆脱朝代循环的怪圈和长期停滞的状况，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问题在于整个体制的落伍，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的农业管制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的根本。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当然，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黄仁宇先生应算得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以近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自后25年笔耕不辍，终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其献身学术之执著，着实让人敬佩。而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亦在先生身上得以彰显。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从中我们亦得一窥先生的历史观。

　　总之，黄仁宇从有别于传统史家以道德标准评判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他侧重于从技术衍进的大历史角度来剖析历史，虽然他对西方和中国都进行了系统的解构，但是他论述问题的重点和中心一直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阐释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很容易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体味出来。他对中国历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独到的、深刻的、睿智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虽然身为美国公民，但是对祖国的统一和未来的发展也时时给予深切的关注。总体说来，他在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中国当前国情的分析是欠科学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足，而是他的大历史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