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特色及评论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热。历史书有很多，黄仁宇的书让读者读得很轻松，感觉很新鲜。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作者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研究所）（197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时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脏病发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乍一看，他的履历并不显赫，但也许就是这有点坎坷的经历可以让他更好的去完善他的理论，《中国大历史》一书，给我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证，而着眼于历史大局，而是着眼于中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第一遍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