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资源过于分离散漫，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政府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政府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政府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账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贪污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在政治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专制体制，可谓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机制，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这种政治权威的负面性格十分明显，当这纪律被破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是不够的，当中大部分的成就，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从长远角度看，也阻碍了法制的成长。因为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其影响所及使得官者与举者之间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易于造成整个政体的瓦解。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样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由于帝国官僚机构的执行全靠官僚的名誉自重，容易造成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使舞弊、贪污腐化和欺诈的现象相当普遍。“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由于官僚主义依靠社会价值作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组织上的重荷与结构上的大而不当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儒家传统之政府，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所以它不像一个国家，更像由一种文化塑造成的形体。儒术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即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它业可从，造成地方政府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短于经理上的能力。除了六经文句之外，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所提倡。由于其依赖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却没有技术上的繁复来解决许多利害冲突，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这种制度极易解体，引起混乱，反映了国家体制的脆弱，也暴露了这种山村文化的简陋气息。是故以红、白、黑色的脸谱论人物反映不了历史的纵深和实际意义，是将技术上的问题当成道德上的问题，于治史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