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作为本届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之一，高校扩招不仅是多招收了48万大学生，还产生了更多的无形效果，最主要的，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教兴国国策有了真正的感受。第三次全教会明确指出：将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到2010年达到15%左右。为实现这一目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应是题中之义、理性之为。当然，目前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指标仍然有一个操作问题。一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该国工业化程度和人均收入指标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对于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如何看待一个全国性指标在现实中的指导性或盲动性，是否需要多个区域性指标，在政策指导上，如何区别对待并协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这是需要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研究的问题。

　　 (二)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看

　　面对通货紧缩，我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特殊宏观经济形势下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被纳入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看到，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和供给的紧缺分析是提出扩招政策动机的逻辑起点。但经济学家们从主观愿望出发的供求帐与现实供给的落差，使这一理想提议与客观效果之间形成巨大反差。扩招政策实施前后产生的众多争论，恰恰是由这一提议本身的动机与依据是否充分而引起的，即高等教育的扩张能否成为短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第一，在现有供给体制和经济需求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条件下，人们对未来预期支出增加的心理和受供给能力约束的消费观念都可能影响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预期。有人认为，政府出台的促进消费的多项政策有可能造成老百姓的过度反应。我们可能使扩招的40多万学生拿出40多万元，但是，且不说这部分学生的家庭被抑制了即时消费，那些期望上学的成百万学生的家庭将采取何种消费方式不便应该是政策关注的事情吗?即存在着主观上刺激景气而客观上收缩信用的逆向运作问题。一种政策的作用被另一种政策抵消了。经济学上说的“需求”和日常人们说的“需要”是有区别的，广大群众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有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有限的储蓄是在原有制度安排下长期节衣缩食积累的，甚至是父母们以牺牲自己的“低级需求”(生存需求)来满足子女的“高级需求”(发展需求)。另外，传统教育是一种满足人的一和珠教育，而现代教育不可能再是这种一次性投资过程。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何时接受何种教育主要取决于学费水平与未来就业和转岗的关系，即教育收益率，而不再在乎是否在就学年龄上大学。这意味着今后人们不一定集中一次性地进行教育投资。目前绝大多数舆论从拉动经济的角度把对教育的投入作为消费来谈，这实际上并不利于对教育的“消费”。其实，无论是从理解人力资本还是从刺激人们的消费，都宜从教育投资的角度看教育需求市场。但部分学者却依据我国几千年传统的教育消费观念来看待市场经济与教育投资的制约关系，并由此推断出当今老百姓无条件的教育消费观，提供政府作为决策的依据。其影响令人担忧。

　　第二，如果把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分为外在性的(指通过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从社会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刺激经济的作用)与内在性的(指高等教育通过培养人才及科研成果对社会经济产生的作用)，从外在性年坑校扩招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失为一种新思路，虽然未被证实。这一观点一时不仅被舆论相当看好，而且很快成为扩招政策选择的依据之一。为了使政策的操作更加谨慎，一些教育研究部门对扩招可能带来的拉动效应作了可行性分析。北京大学高教所的研究表明，预期1999年增加48万普通高校学生所带来的总产出增加约67亿元，即使加上一些不易剥离的费用，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是有限的。。另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发展司的计算，高等教育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低于与高等教育扩招有关的饮食业、建筑业、文化用品等产业部门，也低于所有产业的平均水平。另外，从现有高校扩招可能影响的相关产业看，主要涉及的是一些短线产业，且产业链比较短。因此，高校扩招拉动短期经济增长观点的实践证实尚需时间。

　　第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之一，据保守的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可达2500亿元，大致相当于目前全国教育总经费。同时，1999年我国的居民个人储蓄存款近6万亿元。但对于这种潜在供给，有关研究人员和部门的分析结论却不容乐观。1994年我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而且这样差距近几年还在扩大，1998年，城乡居民，最高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组的4.4倍；前者收入增长6.9%，后者仅增长1.9%。因此，所有出台的消费措施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各个阶层来说，所承受的压力和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北京大学高教所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的20%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加上其子女教育负担率已超过70%。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生中约有1/5的贫困学生，1994年至1999年普通高校学费平均为1000元、1200元、2500元、2000元、3200元，虽然1999年学费只占成本的1/4，但仍然有不少家庭困难的学生难以支付。这些都说明并不能以过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向学生收取1万元学费的问题。为了不使高校学生收取1万元学费的问题。为了不使高校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1994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建立起以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效果较好。此次扩招政策发布不到4天，国务院办公厅就正式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等制定的《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的暂行规定》，从1999年9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8个高校集中的城市试行，办法是政府贴息50%，学生可以毕业后4年内还贷。这一配套政策出台如此之快，说明政府对扩招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已作了全面考虑，并采取了相应对策。但开学后不久，就传来助学贷款担保困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