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因此，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只有在一个真实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有很多学者，包括从这样那样的角度对“五四”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他们当然都提出了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像任何历史运动一样，“五四”当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这些“五四”的批判者们起码是忘记了去真实地观察当时的世界形势。对“五四”时代的世界视野、天下胸怀、人类担当和政治决断，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同情。而这些情怀与素质，恰恰是我们应该向“五四”先驱者们学习的遗产。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识，我们一方面追求它的客观性的具体来源，但同时也应该追求它的历史性，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怎么能够作出判断呢？欧洲的知识、包括“启蒙”当然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划时代的，它当然不同于晚清；而且它也没有简单地反传统，它是反“传统主义”，“传统主义”把传统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举个例子，就是尊孔读经变成袁世凯复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才反对这个尊孔读经。与某些人断言的恰恰相反，“五四”以科学和民主的方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顾颉刚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用台湾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五四”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范式”的革命。

　　“五四”开创了一条把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有效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劳动者当家做主为目标的现代道路、中国道路，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传统的道路，我们依然走在“五四”所开创的这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道路上，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在我看来，起码到今天为止，各式各样的“五四”质疑者和批判者们，依然无法动摇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结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