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从1840年以来，在整个晚清的时代，中国的角色当然就是向西方（主要是欧洲）学习，老老实实、亦步亦趋做欧洲的“学生 ”，尽管“先生不断打学生”，但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生存，还是要向西方学习一切东西，要走西方的道路。但是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情况被扭转了。同时，它即使不是从根本上，也是在极大的程度上扭转了晚清以来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观察问题的基本方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点转向中国，转向北京、上海和南京，而不是欧洲，更不是日本。中国成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焦点，成为探索新的人类现代道路的起点，这也是自晚清以来的第一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于它的世界影响，在于它在现代世界视野中的价值。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五四”不仅仅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世界的。

　　最好的例子是罗素和杜威，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西方最核心的两位学者，他们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来到中国，他们不但观察五四运动，也亲身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论辩中。而他们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思想体系本身，也都是在中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我们都知道，罗素和杜威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中国知识界；其实，新文化运动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杜威和罗素思想的发展和转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很少意识到。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影响了“先生”、改变了“先生”，这也是自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结束了不愉快的日本之行后，美国哲学家杜威于1919年4月抵达中国，恰赶上了5月的五四运动，中国知识界的创造性和思想活力、中国社会广泛的民主诉求，与战后萧条、悲观的欧洲和军国主义统治的保守日本恰成反照。这不但改变了他原初的行程（杜威本来打算在中国呆一个月，结果留住了两年），更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命运的估计。他说：“任何一个真正想了解亚洲和东方，任何一个想真正了解人类未来命运者，今天的中国就是他寻找答案的地方。”包括他认为，中国一定不会走精英教育的道路，一定会开创一条教育与劳动、知识与社会相结合的现代知识道路。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后在1922年完成了《中国问题》一书，正是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关系的分析，罗素预见了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也正是亲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罗素才预言了中国必将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古老文明走向现代的道路。1965年，当这本写于43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作再版时，抚今追昔，罗素这样欣慰地写到：

　　“中国人民历经磨难，他们伟大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祝愿中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