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曾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

　　名师锻造

　　5天10封信，一天连写3封信，这种事情好像只有在恋人之间才会发生吧？

　　其实未必，李尚志和导师曾肯成就有这样一段轶事。

　　李尚志在中科大读本科时，就知道有个叫曾肯成的怪才，是个老“右派”，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课。“文革”时，师生俩竟被安排在同一个寝室，睡上下铺。曾肯成是被批判的阶级敌人，李尚志是革命学生，要批判他。有一次曾肯成悄悄出了３道数学题让他教过的学生做，李尚志也跟着做。趁没人时，他向曾肯成请教是否全做对了，曾肯成淡淡地说：“你全做对了。”李尚志分明从他眼中看到了闪烁的喜悦——作为一名教师特有的喜悦。就是这件事，使得李尚志考研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曾肯成做导师。

　　写毕业论文时，李尚志已经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而曾肯成在北京。李尚志解出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马上写信告诉曾肯成，由于步骤复杂，并没有告诉他具体是怎么做的。曾肯成看到信激动得不得了，5天连发10封信，每封信都写出自己的推算和猜测。信纸都是从床头柜上随手撕下的小纸片，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然后火速送到北京市五道口附近的邮筒，有一天甚至连写3封。李尚志收到第五封信时，已经买了火车票赶到北京，想与老师面谈。坐了近24小时火车的李尚志，一下火车就拖着行李到了老师家。听着曾肯成说难题的推导过程，李尚志坐着就睡着了。

　　后来的18位博士，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科研能力，都被业界广泛赞誉，甚至被当时国际顶尖的科学家所认可。当时的社会大众，对于研究生的水准寄予了很高期望。无论是导师本人还是培养单位，都对“质量”二字重视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说。

　　张荫南读研究生时所在的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因为聚集了苏步青、谷超豪、陈建功、夏道行等知名数学家而熠熠生辉。张荫南说，复旦的传统是讨论式教学，师生共同研读论文，讨论数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分析还能做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这种师生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同样让马中骐受益。他记忆中，导师胡宁一点架子都没有，在讨论时，学生可以直接反驳他。如果是他错了，胡宁就会说：“那好啊，不对，我就收回。”

　　中国科学院原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已经82岁了，但她到现在还记得中科院锻造研究生之精心。相对高校而言，当时科学院的科研设备被破坏得要少一些，所以，先于教育部门恢复招考研究生。首批报名的就有2.5万人，当时录取了2400人。为了找到好苗子，郁晓民和同事黄文锐等人临时成立招生办公室。“那时候好多政策要提出，黄文锐家离单位很近，却没时间回去，常常在办公室拼桌子睡一宿。”郁晓民说，“当时各院所的科学家甚至有人自己跑到农村知青点、报名点去选苗子、去面试。”

　　当时的导师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这些老先生唯一的想法是：“文革”后百废待兴，中国急需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李尚志曾在北大学习过一年，听过段学复、丁石荪的数学课。1982年4月，首届全国代数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组织会议的段学复院士说：“大会报告不但要有老先生，还要有小先生。”因此特意安排了李尚志作大会报告，而其他作报告的都是老一辈代数学家。

　　“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委员会主席是“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院士。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

　　“因为是首批博士，在质量上不能出差错，不能让人家指责‘博士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只要国内高校有一名专家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答辩就得推迟，当时就严格到这种程度。”李尚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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