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李尚志博士至今还保留着学位授予大会的请柬和入场券。

　　波折求学路

　　今年67岁的于秀源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报考山东大学研究生时的情景：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从杭州到达济南黄台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多，他在灯光昏暗、苍蝇飞来飞去的候车室里踱步，想起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此去经年，岁月蹉跎，命运波折，感慨不尽。当时已36岁的他，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

　　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当时他最大的孩子不过两岁，小的才半岁。直到现在，当时的邻居还记得，他在工作之余，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

　　当时，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首批博士报考时，国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没有硕士、博士之分，只统称为研究生。首批博士入学时并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学位。

　　其实，早在1951年，国家已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在培养，这批研究生统称为“师资研究生”。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1958年，受“左”的思想影响，招收研究生不采取考试，改为推荐入学，只重视政治条件，不重视业务能力。结果，研究生质量明显下降。之后的“文革”使研究生教育中断。

　　据吴本厦回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面临着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奇缺的重大难题，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成了极为迫切的任务。当时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非常匮乏，从1961年至1965年，一共只培养了近5000名研究生，没有授予学位。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的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数千科技工作者感到振奋。同时，邓小平理顺了一个逻辑关系：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特别是像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一个关键问题。”胡乔木在学位授予大会上的讲话，道出了酝酿已久的恢复研究生招生的宏大背景。

　　马中骐读了两回研究生，两次竟间隔14年。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他就赶上“四清”，后来赶上了“武斗”。1967年，他回到兰州大学，但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

　　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似乎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半导体会议之前，他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有“回炉大学生”，自然有“回炉研究生”。“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

　　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一年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胡宁联系了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批人才，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就在临考试的前50天，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

　　“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道。

　　现在回头看18名博士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戏剧性：有“回炉研究生”，也有本科没读完就上研究生的。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只比恢复高考晚了半年，10年没摸书本的王建磐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参加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没想到，197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当了5个月本科生的王建磐，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此次恢复研究生培养，中央决定，吸取之前的教训，促进学位制度的建立。李尚志回忆说：“过去我国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一些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产生怀疑，学位分级和学位授予标准的不明确也不利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因此，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呼声很高。实行学位制度，国家就有了一个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评价学术水平的客观标准，可以为选拔和使用人才提供学术方面的依据，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同国际接轨。

　　“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作为当年学位条例起草小组的一员，吴本厦回忆说，“经历了11个月的努力，向1000多位科教界人士征求意见后，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学位条例，确定了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的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

　　那时，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作为授予学位的试点，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筛选学生、组织论文答辩等工作。

　　很多培养单位都想争取首批博士。于秀源因为成绩优秀，早在1980年，研究生就提前毕业了。著名数学家王元在其毕业论文后写有“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的批语。山东大学据此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他曾被学校研究生处处长带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随机检验他的水平。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但学校的坚持起了作用。

　　李尚志在做研究生论文时，不仅完成了导师曾肯成的课题，而且解决了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段学复从美国带回来的数学界公认的难题，惊动一时，大家认为他已具备博士水平。今年80多岁的中科院院士万哲先记得当年的情形：“曾肯成希望让李尚志参加博士答辩，但这并不容易实现。曾肯成就为这件事到处跑。我有一次遇见他，他说为了这件事他连鞋子都跑破了。最后终于给他跑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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