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毕业生的重逢

　　张怡婷跟夏刘华7年没见了，对方的样子早已模糊，可彼此一报出名字，记忆就都回来了，“马上觉得特别亲，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他们是易本耀和李素梅夫妇最早的一拨儿学生，趴在水泥板上读书认字，跟随学校的东搬西迁一起成长。

　　张怡婷的老家在甘肃农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但迫于生计初三辍学，不希望子女延续他的命运，靠着搞装潢的手艺到北京谋生，熬过最初的艰难，马上把妻子儿女都接了来，那是1996年，张怡婷10岁，升三年级。偌大的北京城，父亲四处奔走，却找不到一所愿意接收她的学校，除了昂贵的借读费，还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走投无路了，辗转听说五棵松有个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母亲就带着张怡婷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沙沟，看到的只是菜地里的三个简易窝棚，旧砖头垒成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水泥板当课桌，砖头上铺木板当椅子。李素梅记得见面的场景：“她母亲一看这儿的条件，心都凉了，后来看到老易的字写得好，才下了决心把孩子留下。”那天刚好赶上一个单元结束后的随堂语文考试，张怡婷也拿了卷子答题。“连椅子都没有，我只能站着写。”张怡婷回忆。

　　夏刘华的老家在河南鹿邑乡下，他的童年记忆是“四代同堂，家里连电都舍不得用”。他1985年出生，比张怡婷大一岁，可是上学却比张怡婷晚一年。他和小两岁的弟弟在老家一起读的一年级，1996年随父母到了北京，都是二年级。父母在五棵松附近种菜，挨着别人家的墙，搭上一个临时窝棚就是家了，哪里交得起两笔借读费，也是辗转打听到沙沟这里，把两个孩子都留下了。

　　2003年易本耀拿到办学许可证之前，他们都初中毕业了。高考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报考，而北京是单独出题，教材也不一样，初中毕业后的抉择，对这些外地孩子来说，艰难又无奈。张怡婷去了河北的一所寄宿民办高中，那时候父亲的生意有了起色，可以每周开车接送她。高考时候，她考上了兰州商学院，她弟弟考上了兰州交大。夏刘华的家境没有那么宽裕，他和弟弟回了河南老家，突然觉得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没有归属感”。家里没有人管他们的学习，全靠自觉，老师们则觉得，这个学生“心事特别重”。“高一”的时候，夏刘华一度有了厌学之心，“想着干脆出去打工算了，出去闯世界，也能给父母减轻压力”。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高考，但是分数很低，只有300多分。“我就直接来了北京，跟父母说，不管什么学校，我也要在北京上学。”最后，他上的只是一个成人大专。弟弟考得比他好，上了郑州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江浙。

　　张怡婷学的汉语言文学，今年6月毕业，暂时没找到合意的工作，考了教师证之后，李素梅就让她到学校来帮忙，跟她说“学校缺老师，你也能在这过渡一下，想想将来做什么”。张怡婷负责一个学前班的英语和一年级一个班的英语。夏刘华也是回来做一个过渡，他没有教师证，只能暂时代体育课。“年轻人在这种地方锻炼一下不错，但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的教师工资太低了，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话由易本耀来说，实在令人惊讶，可他丝毫不回避。“我们的老师工资，最高封顶800元，加上课时费和其他收入，最高不到1500元。”

　　作为男性，夏刘华对未来似乎更加焦灼，和女朋友分手带来的打击，让他陷入了更深的迷惘。而张怡婷这边，虽然也有迷惑，但并没有太多压力，父亲的自强不息是她人生的模板，她感谢父亲给自己创造的条件。她总是记得小时候警察来查暂住证的情形，“大人把小孩锁在家里，不许出声。有一天半夜被警察吵醒，结果警察看到爸爸挂在墙上的书法，突然换了语气，跟爸爸聊了好久书法，然后什么也没查就走了”。上大学的时候，她偶尔跟同学感叹，现在好像制度没有那么严了，同学告诉他，“还是一样的，只是现在，你脱离了那个环境，你在上升通道里”。她想了想，也对，从出租屋到公寓房，她和家人早就脱离了当年遭人白眼的环境。

　　从1994年办学开始，易本耀夫妇“非法”办学9年，这9年到底是什么概念，放到张怡婷和夏刘华身上，再清楚不过，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时间，如果他们只是等待和观望，张怡婷和夏刘华们，命运很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易本耀和李素梅说不出太学术的话来，但他们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下沉和上升的命运轨迹。他们并没有太多奢望，超市的收银台前遇到一个曾经的学生叫他们老师，他们同样很开心，跟面朝黄土背朝天来比，能在城市立足，就是上升通道了。这种满足感，也是这么多年支持他们夫妇的动力。

　　以前的搬迁，都在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2004年一下子搬到了西五环边上，如今，6年过去，龚村也成了夹在别墅区和锦绣大地市场之间的城中村，城市化的速度实在让易本耀感叹，“再拆迁，这学校就真的没法办了，还能到哪里去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