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东搬西迁的漂泊

　　学校的第一次搬迁是“1997年4月22日”，时隔13年，易本耀还是能准确地说出日期。“怎么忘得了，这些日子都刻在心里了。”“第一次搬是因为沙沟要拆迁，把菜地建成市场，发动学生家长一起帮忙找新地方，往西搬去了甄家坟，只待了一个星期。4月28日，又向南搬到沙窝的一个木器厂，家长踩着卖菜的三轮夜里帮着搬桌椅板凳，260多个小孩排着队，一个多小时才走到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非法办学，把人都撵了出来。老师领着这些孩子在马路边继续把课上完，孩子们捧着课本，蹲在马路上开始大声朗读……”易本耀说着，眼角就有点湿润。

　　来了很多记者，也见了报，没有用，警察不肯让步。易本耀说：“换个角度想也能理解，流动人口归公安管，我们这种学校，没有名分，自然也归做流动人口，由警察来管。这么多人聚集到他们的辖区，他们也害怕出些什么安全问题，不好交代，就算他们知道办学不是坏事，可是遇到自己的现实利益，谁愿意承担风险？”接着，5月5日搬到彰化村原来的玉渊潭煤厂，10天后，又有警察来了，限令他们一周内搬走。短短两周，易本耀从138斤瘦到119斤，他实在受不住了。“不能再搬了，搬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他说。

　　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是范东生和方明。说起来，这里还有范东生的家庭渊源，他的外公沈钧儒与陶行知是朋友，彼此有诸多理念相投之处，任玉书就是通过沈钧儒的资助，才实现了留美学习的心愿。“任玉书写信求助，外公虽然与她素昧平生，还是施以援手。”所以，范东生特别能理解任玉书后来的捐款，“都是一样的”。方明是全国政协委员，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早年追随陶行知先生，协助筹备生活教育社分社，创立和带领过上海流浪儿工学团。一脉相承的渊源，把这些人都联系起来。范东生和方明到彰化村看了实际情况，又去了海淀区教委，范东生回忆：“当时也没有什么具体负责人接待我们，话里话外，多少有些我们是管闲事的意思。”不过他们两位出马还是管用的，易本耀说：“区教委马上出面做了协调，警察就不来找我们了。”

　　可惜安稳日子只过了两个月。“房东突然毁约，不肯续租了，7月2日让我们必须搬走。”易本耀苦笑，“原来警察不找我们之后，改成找房东了，说这是违法出租，玉渊潭煤厂就是个村办企业，也不容易，我们要是硬不肯搬，他们也为难。”可是易本耀自己更为难，原本以为这次可以长久安定下来，他才动用了任玉书捐款中的2.3万元人民币，修葺房屋重布水电，现在都打了水漂。“后来，连教委的人都提醒我，钱就用来添置点能带走的东西算了。”易本耀说。

　　易本耀只好提前给学生们放暑假，自己到处转悠着找新地方，他看中了北京海淀区五路居48号院北院。“以前是个涂料厂，有一排房子和一片空地，房东是区人大代表，思想比较开明，知道我的情况后，也愿意租给我，租金1年10万元，租约需要有资质的法人签署，也是范社长和《华声月报》帮的忙。”这次易本耀不敢用捐款了，又催着妻子去娘家借钱。最后，夫妻俩东挪西凑地拿出了5万元，预付了一半租金。只是校舍还没整饬好，警察又过来了。房东也有些扛不住，单方面毁约，把租约从10年缩减为5年。还是范东生和方明做了些斡旋工作，警察才默认了这个5年租约的有效性。“最后在这里一直待了6年零7个月。”易本耀感叹，“多亏了这几年的稳定，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不然，这所学校可能早就没有了。”在这6年里，易本耀的学校得到了一轮扩张，拓展了若干个校区，“1998年秋800人，2000年秋2300人，2002年秋5200人”。但是许多校区因为拆迁等各种原因陆续关停，如今最后剩下的，只有双槐树和龚村两个校区，人数不到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