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黑学校”的尴尬

　　赵树凯的到访，让易本耀吓了一跳。赵树凯是山东莱西县人，在农村土生土长，1982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90年原机构撤销后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始终关注农村问题，尤其是劳动力的转移。90年代中期，关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课题调研，让他深刻感知了这个群体的苦难，也洞察到了新问题——“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1996年，赵树凯从五棵松的菜农那里听说了菜地学校，专门实地探访。易本耀见到这个干部模样的人，一时间有些慌乱。他说：“什么手续都没有，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个什么身份，我以为他是来检查工作的，马上掏出身份证给他看，还不停地解释，没想到他是搞研究的，一点也没为难我们，还夸我们办了件大好事，说民工的孩子一样有权利读书。”这夸赞让易本耀夫妇心里很暖和，更没想到的是，北京电视台就民工问题采访赵树凯的时候，他积极建议记者来报道这所菜地学校，“他觉得这个现象在中国改革历史上应该具有标志性意义”。于是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夫妻俩和他们简陋的学校出名了。

　　赵树凯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当时，政策意见的争论还很激烈。政府部门中一种认为应该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主张很强势，与城市市民中妖魔化民工的舆论倾向相呼应，有关限制打击农民进城的管理措施正在大张旗鼓地出台，甚至作为政府工作经验来介绍传播……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说明……劳动力虽然也是经济要素，但不是一般的‘物’，他们是一个人群，这个人群的移动，必然要带来更加广阔深远的社会后果，提出对于社会管理和公共物品的深刻要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府内部刚刚关注怎样控制住大人的时候，殊不知他们已经拖儿带女地进来了。”

　　在这种争议的大背景下，易本耀夫妇没少受委屈。“什么风凉话没听过，村里的北京老太太，当面一拍大腿就骂，外地人还敢在北京办外地人子女的学校，反了天了。有些教育部门的领导，干脆把我们跟黑发廊、黑网吧归为一类，叫我们黑学校。”难听的话不往心里去就算了，关键是，“老是被赶来赶去地搬家，两个星期搬了3次，4个月搬了5次，怎么折腾得起？有时候是拆迁，更多的时候是当地派出所不让我们停留”。易本耀深吸了一口烟，再长叹出来。他手里的烟就没有断过，一根接一根，这让李素梅生气又无奈。“以前在老家时他也抽，可从来没这么凶，一天最多一包，现在每天两包都不够，一觉醒来，牙不刷脸不洗，先把烟点上，都是那时候愁的，是真愁啊。也想过关门不办了，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老易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白天晕晕乎乎，不停地抽烟，大把掉头发。”夫妻俩互为镜子，才知道对方老了多少，易本耀今年48岁，比李素梅还小一岁，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老了10岁。“他生气的时候也埋怨我，你看我以前多帅啊，都是你搞这个事。”李素梅说着，忍不住笑了。

　　1998年，赵树凯又组织了课题组，对北京的类似学校做了大范围调查，结果令他惊讶。从三环外扩展到整个北京近郊，到1999年末，“课题组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就学的学生总数为1.5万名。学校之间规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人，最大的目前已经达到1300多人”。办学者多数来自两个地方，河北张北和河南固始，前者多为菜农，后者集中于捡破烂行业。办学的驱动很复杂，有心系教育的，也有谋利的。根据赵树凯的调查，“一个学生达到300人的学校，办学者一年的纯收入估计在5万元以上”。这些学校没有合法身份，处于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缺位的空白地带，良莠不齐，纯粹谋利的办学者，会把教学条件压缩到最低水平，“在经费并不很困难的情况下，连三角板、直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舍不得”。

　　易本耀夫妇跟那些谋利的人很不一样。《华声月报》时任社长范东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一个人的品格，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来，社里的记者曹海丽写过一篇菜地学校的报道，照片是法满拍的，非常有视觉冲击力。旅美华侨任玉书看到后，给易本耀夫妇捐了1万美元，委托杂志社交给他。我让易本耀来取这笔钱，可他老是不要，那时候他的学校到处搬迁，正是最困难的时候，可他就是不肯动这笔钱，弄得我也很为难，这笔钱老放在杂志社算怎么回事？”

　　易本耀当然记得这钱，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大额捐款。“人家捐钱是给我办学校的，钱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须有个交代，现在，学校可能都办不下去了，我更不能动这笔钱，做人要有良心，有信用。”他说。于是筹钱的事都交给李素梅。“没办法，他就是家里的总指挥，他发话，我跑腿，借钱的事，都是我找娘家的亲戚，他从来不去。”李素梅心里当然有怨气，又能怎么办，夫妻多年，彼此脾性相熟，早就形成了互补的为人处世模式。“老易还是大男子主义的，固执，他决定的事情，我怎么劝都没用。”李素梅忍不住戏谑起来，“我算是看明白了，跟他啊，做朋友比做夫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