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合法与非法

　　打工子弟学校，是被现实催生的“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形态”，没有合法身份始终是心病。易本耀试图从各种政策文件甚至领导讲话里寻找立足依据，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管理办法》，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个文件，首次指出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也属于流入地政府的责任。可惜，北京市的实施细则没有出台之前，只是镜花水月空欢喜。

　　北京各个区县对待打工学校的态度不同，同意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最早的是通州，2001年；接下来是昌平，2002年；然后才是海淀区，2003年。海淀只审批了3所，易本耀夫妇的学校是其中之一，他也将校名改成了“行知实验学校”。其他区县也陆续审批，到了2003年底，一共有66所打工子弟学校得到了合法身份。

　　最保守的还是丰台。易本耀曾经对形势做出过错误判断，在五路居安定下来后，2001年他以联合办学的名义，在丰台租下了好几处校舍。“有成人中专和六中，都是对方校长主动来找我，愿意以很低的价格把校园租给我。人家那是正规学校，多好的校舍啊。结果2003年借着‘非典’，丰台区全给封了，什么理由都不行，就是要把我们赶走。”

　　2003年资格审批的时候，易本耀也遇到了麻烦，他没有北京户口，就需要一个注册资金100万元的法人做担保。虽然2003年教师节前他曾经成为新闻人物，温家宝总理走访了他和玉泉路小学联合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可是这些看起来荣耀的名声，对于他的事业并没有实质性帮助，他还是只能求助于范东生和《华声月报》。

　　有了合法身份，真遇到难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易本耀最记得2004年，五路居要拆迁了，可是周边根本找不到空房，“跳楼的心都有啊”。拆迁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说明天开始停课，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老师们分头去通知学生，校园里哭声一片。他不好意思再给范东生添麻烦，自己去找海淀区教委求情，终于借到了紫竹院路60号，原来紫竹院小学的空房。但教委的人说得很明确，这个地方只能给他暂缓两个月，马上也要拆迁了。易本耀守信，两个月后，2004年5月31日就搬去了龚村，这里是以前村小的校舍，曾经租给沙发厂。房子是旧点，但地方还算宽敞，易本耀花了18万元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元。“光是清垃圾就用掉1万多元，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1车100元，还得夜里拉。”

　　只是地方远了点，一下子从三环边到五环边，家长们送孩子上学越来越不方便。正好搬家的时候租了大公交车来运东西，易本耀决定继续租下去，可有些家长还是不满意，觉得突然增加一笔交通费，疑心易本耀是变着法收钱。后来偶尔的一次超载，还被学生家长投诉到了报社，结果公交公司不干了。这实在让李素梅心里窝火，她说：“多一件事就多操一份心，老师每天早上要跟车去接学生，放学还要跟着，就怕出问题。”

　　其实，跟合法身份比起来，易本耀更操心的是安全。他招聘教师的考卷上有一道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标准答案是——安全。“安全就是生命线，我们这样的学校，真要出了一点事情，谁也保不住。”李素梅有时候都觉得，丈夫的操心到了有些偏执的程度。“整天没事就在校园里到处走，找各种安全隐患，担心大风天树枝被刮断砸到学生，就请人来锯枝条，一棵树就花了6000元。学校旁边住着一户跟以前小学有纠葛的本地村民，院子里的一堵墙跟学校挨着，看着很危险，他就主动要给人家修个新院墙，人家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一下子花了2万多元。”可是易本耀不计较这些，他说：“这些隐患都消除了，心里才踏实，家长把孩子送来，那是信任我们，有个三长两短怎么跟人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