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图书馆如何走出不断掐架的困局

　　2013年12月，DRAA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关于Science Online（《科学》杂志的网络数据库）的集团采购谈判结束。北大图书馆副馆长肖珑发了一条微博：“今年（2014年）价格方案又很霸道，谈判组未能拿下。”

　　成立于2010年的DRAA，力图整合成员馆力量，加强谈判分量，确保成员馆以最优的价格引进海外数字学术资源。每逢重要数据库采购，DRAA都会推出某所成员馆作为牵头馆，组织数所图书馆组成谈判组，与数据商达成采购协议。其他图书馆可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联盟组织的数字资源集团采购。

　　肖珑是DRAA理事会理事，长期参与采购谈判，她透露：“美国科学促进会极其强势，其价格分级方案不合理，导致年年都有许多高校支付费用大增，美国科学促进会却只用一句‘全球政策’，拒绝谈判和降低涨幅。”

　　2010年的谈判曾让人心生遐想。在那场风波中，由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和爱思唯尔反复谈判，最终形成谅解备忘录。爱思唯尔将原定在2020年使中国的价格水平追平国际价格水平的目标，修改为2030—2035年，使国内图书馆得到喘息之机。

　　成立3年多来，DRAA在谈判上有得有失，有些数据库的涨幅被控制在当年物价的平均涨幅，有的数据库价格则始终谈不下来。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图书馆难以掌握主动？程焕文一语点破：“依赖性太大！”

　　科研人员的生存逻辑决定了他们对国际出版商的旺盛需求。评价体系使科研人员追求论文，而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由于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对于国内科研人员而言，既要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获得国际认可，又要掌握最新科研动态，形成对国际学术期刊的依赖无可避免。

　　程焕文说：“要想改变现状，根本出路在于拥有自己的顶级期刊和数据库。”然而受制于国内整体科研水平，这并非易事。

　　王启云则认为，图书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要唤醒用户和读者的权益意识，向数据库商讨权益的其实不该是图书馆，而应是作者和图书馆的用户。“图书馆现在受到数据商和读者的双重挤压。数据商要提价，图书馆抵制的手段除了谈判只有拒绝购买，但不买的话，读者不是骂数据库商，而是骂图书馆。”王启云说。

　　另一方面，当前高校图书馆建设本身存在的缺陷，也屡屡成为数据商突破的口子。

　　尽管已经有了DRAA，但由于国内存在为数众多的地方院校，总体而言，数据库市场并没有统一的采购标准和方式。同一个数据库，不同学校的采购价甚至能差好几倍。至于是高价还是低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采购力量的专业性和议价能力。

　　杨涛（化名）来自某中部省份的地方高校图书馆，曾多次参与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工作。杨涛告诉记者，数字资源涉及费用高，学校往往采取招标的形式。主管图书馆的校领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负责人都会参与其中。“名义上主要领导都到齐了，但是校领导和馆长却对数据库市场并不熟悉，数字资源采购负责人了解图书馆和用户需求，但话语权有限，在最后的评标环节，他也不参与，即便馆长也只是数个评标人之一，所以最终的决策权并不在图书馆。”杨涛说，“数据商首先是商人，他们的销售队伍是很精明的，哪里有空子可钻，就会从哪里下手。如果里面发生交易，是很正常的事情。”

　　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显示，2012年，500余所各级各类高校的图书馆馆长中，有75.7%的馆长的学科背景为非图书馆学，科班出身的图书馆馆长依然为少数。“图书馆发展到今天，对它的管理已成为一门科学。”杨涛说，“然而在一些学校，图书馆馆长的位置是用来调整干部让他们升迁或者等待退休用的。数据商很了解图书馆，不少高层管理人员或业务骨干都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对付图书馆很有一套。”

　　至少目前看来，数据商和图书馆的掐架还会继续下去。

　　然而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样的纷争多少有违人类求知的本意。

　　雷礼宏对导师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导师曾说，19世纪末自然科学大发展时期，很多科学家花费大量精力物力开展研究，却由于信息不畅，最后才发现早已有人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当时有数据库，这些浪费就不会发生。”导师说。

　　“科学家艰苦求索得到的知识，应该为人类的进步服务。把它们开放共享，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美好的未来。”雷礼宏一边说，一边娴熟地操作电脑，搜寻自己需要的文献。

　　屏幕上出现了长长的一列论文篇目，那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记者 高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