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数据商为何没能落下好名声

　　然而，尽管科研人员、图书馆如此依赖数据库，提供数据库的数据商却没有落下什么好名声。

　　2010年以来，国内主要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购置费一路上涨，这固然和高校对数字资源的巨大需求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国际数据商巨头年复一年地涨价，也是费用飙升的重要因素，并且其涨价幅度，常常到了令高校图书馆难以接受的地步。

　　爱思唯尔是中国高校图书馆打交道最多的数据商之一。

　　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图书馆花在爱思唯尔数据库上的钱达到2600万美元。仅北大一家，在爱思唯尔的采购费用就从2008年的54万美元涨到2010年的61万美元。2010年，爱思唯尔公布2011—2013合同年的涨价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当时全国近200家用户要接受年平均涨幅达18%的价格。而爱思唯尔在2000年进入中国时，开出的价码仅是每校每年最少订购两万美元的纸质期刊，在此基数上再花3万美元左右，便可获得Science Direct的使用权。爱思唯尔在中国十几年间的涨幅，可见一斑。

　　除去最直接的涨价，数据商的一些销售策略更是让图书馆头疼，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捆绑销售。数据商常常将数字产品和传统的印刷版文献捆绑在一起。要想购买数据库，首先要订够一定份额的纸质期刊，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客户联盟，进行数据库的谈判。

　　如果一年后，学校想调整掉用不上的杂志，要先保证原有份额不变。也就是说，学校调整掉10万美元，同时还要再新订10万美元的其他杂志。武汉理工大学就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作为爱思唯尔的订户，该校在2005—2007合同期没有续订，2008年重新订购时，该校被要求必须把上一个合同期的期刊全都“补订”，而且还要按照大约年均10％的涨幅交费。这一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变。

　　科技期刊为数众多，为了对期刊的质量加以区分，学界建立了“影响因子”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高，期刊的影响力越高。数据商也瞄准了这个因素，采取了高影响因子期刊单独建库的方法，并标以高价。这样，原本完整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就被拆分成一个个单独的数据库，价格也随之提高。

　　此外，不向图书馆提供数据库的详细使用数据，也为业界诟病。程焕云说：“数据库买回来，我总得知道它的利用率吧？那我就需要它的下载量、浏览量、点击分布等一系列使用数据。可是数据商要么不提供，要么只是给你一个很粗略的统计。”

　　更有甚者，有的数据商还会向高校提供假数据。据程焕云介绍，陕西某高校自己开发了一套系统，统计本校数据库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关键指标比数据商统计的数据低了不少。“这说明钱白花了啊，使用率根本不像数据商说的那么高！所以它要捂住这些数据，不然你下一年还会买吗？”程焕云说。

　　图书馆和数据商围绕价格和使用权益的博弈始终未曾停止。尤其是2010年，由于爱思唯尔要大幅提价，一度引发国内33家知名图书馆联合发出致中国科技文献读者的公开信和致国际出版商的公开信，号召国内科技教育界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爱思唯尔，轰动一时。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数据商的形象在高校图书馆界欠佳。多所著名高校的图书馆馆长以“霸道、唯利是图”等词形容数据商，称“数据商想方设法赚高校的钱”。一些馆长表示，数据商的一些做法对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