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难堪重负的高校图书馆

　　数据资源价格飞涨，对高校图书馆究竟带来哪些冲击？

　　传统的纸质文献购置经费，一直是图书馆开销的重头戏。然而对高校图书馆来说，这一情况正发生改变。以复旦大学为例。2005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花费2053万元采购纸质资源，505万元用于电子资源，二者之比约为4∶1。2010年，复旦大学图书馆的3200多万元采购费中，2100多万元用于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升至1097万元，二者之比已缩至不到2∶1。2012年，该图书馆纸质资源经费为2813万元，电子资源经费则为1569万元，比例进一步缩至1.7:1。这仅仅发生在8年间。

　　根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06—2012年，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由288万元下降到250万元。同一时期内，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平均值却由78万元涨至180万元。

　　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的经费长期处于“饥荒”状态。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对包括“985”、“211”及地方院校在内的586所高校图书馆进行的统计显示，2012年，只有10.2%的图书馆总经费达到1000万元以上，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仅为3.7%——这意味着，有86.1%的图书馆总经费不足1000万元，而总经费在500万元以下的图书馆，更是达到71.1%。

　　这种背景下，连续上涨的数字文献采购费用，使很多图书馆不堪重负。张波说：“数据库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国家对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增幅。连我们这样财政大力支持的高校都难以支撑，更不要说其他学校了。”

　　淮海工学院是一所有理工科特色的省属地方本科院校。2013年，学校花在纸质图书和数字资源上的钱大约是260万元，其中数字资源占160万元，仅购买爱思唯尔数据库（包括6个学科），学校就得花80万元，这使得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购置经费更加吃紧。

　　数据商对数据库使用的一些限制，也令图书馆颇感无奈。

　　为读者阅读、查找提供便利，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为此，图书馆都会对纸质图书资源进行编目。对海量的数字资源，图书馆也希望进行类似的整合，这样，读者只需在搜索栏里输入关键词，就能在图书馆订阅的所有数据库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献。

　　然而，由于数据商之间的竞争，在和图书馆签订合同时，数据商常常要求图书馆不能作任何元数据的关联。不能关联元数据，图书馆便无法完成整合工作，于是，当读者搜索数字文献时，只能一个个点开数据库，然后在单个数据库里进行搜索，费时费力。

　　“每家图书馆少则有数种，多则有数百种数据库。无法整合资源，给图书馆和读者造成的麻烦是很大的。”王启云说，“数据商常常说客户是上帝，但是当‘上帝’需要时，却只能挨家挨户去串门。”程焕云说：“不能关联元数据，就如同不让图书馆给纸质书编目，这可是图书馆最基本的职能！”

　　价格、使用权益、更多的公共性……围绕这些议题，图书馆和数据商有打不尽的嘴仗，有人形容，图书馆是在花钱买罪受。

　　不过，数据商也有自己的理由。张玉国表示，专业出版商要创办新刊、管理投稿、管理和组织同行评审，还要对科研论文进行编辑制作和出版传播，甚至要做到长期保存，这些都需要成本。而在价格问题上，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今，在Science Direct上下载一篇文章的国际平均价格是2美元，而中国则只要47美分。因此，爱思唯尔曾经提出，要在2020年使中国下载文章的价格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这很快被国内图书馆指责为“不顾中国国情”。“个别数据商说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是个世界经济大国了。但人均GDP呢？我们的科技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科研经费完全没法和哈佛、剑桥这些学校比。”朱强说。

　　数据商对此也针锋相对。爱思唯尔有关人士曾指出，中国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入过低，增幅远低于研发投入的增长。一所英国大学每年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资约为110万美元，而同等规模的中国大学只花7.5万美元就能获得同样的资源。

　　在激烈争论的同时，高校图书馆界也采取了一些行动，试图扭转面对占有垄断地位数据商时的被动局面。DRAA（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