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鉴于刘海峰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研究中国高校校史追溯问题的过程中又博采众长，广泛吸纳了同领域内其他知名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如“整体继承性原则”最早即是由时任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2002年所提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比刘海峰教授的意见更合理、全面、可行的校史追溯原则与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参考上述原则，以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来具体考察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

　　在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等学校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笔者最终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早在1911年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已彻底终结。

　　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其校址位于读书院街的三佛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进行改革，将算学门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即日文，共计五门），从此，自强学堂便成为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1902年，张之洞最终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使之“实至名归”，并将校址迁至东厂口。最初，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或其他专门人才，但自从1903年的“癸卯学制”颁行后，方言学堂的存在，便渐失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当时，清政府学部逐渐意识到：

　　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门学堂。近来京师、北洋均已设立分科大学，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专门学堂，在学生徒无一不注重外国语文，以为参考西书、研究学术之用，毕业以后自能各就所学，或任外交，或司教育，或兴实业，以专精之才任专门之事，较之该参领所拟以方言一门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学、实业各途之使用，其收效为倍宏。

　　有鉴于此，学部于1908年具奏：“各省方言学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学生须遵照奏案考选中学堂毕业生升入，若无中学毕业学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在1910年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时任湖广总督瑞瀓考虑到，“现时实科中学堂已增加外国文钟点，考升高等学堂后，外国文尤为注重。教者学者苟能尽心所事，两堂先后八年之久，外国文成绩必有可观。近日西洋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渐多，游美学生逐年添派，京师且特设游美预备科，将来次第毕业回国，所有翻译、外交各项人才，自不患其缺乏”，而“湖北方言学堂本科各班学生毕业后，预科人数无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再加上学部当时也计划将该学堂停办，因此，“是该学堂按之部章，揆之财力，准之舆情，均应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各生，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庶于该生等之求学毫无阻碍，而鄂省可以节省巨款”。对于停办方言学堂，湖北谘议局曾一度予以否决，但不久后亦改变立场，议决通过。就这样，在学部、湖广总督与湖北谘议局三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湖北方言学堂最终于1911年初寿终正寝。

　　由上可见，方言学堂的停办，是清政府学部与湖北地方当局的既定决策，也是符合教育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办，这与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诸多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局势动乱而被迫停办（非正常停办）有着本质的区别。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办，也就没有什么恢复重建的理由了，这也标志着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前后共18年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需要补充交代一句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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