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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刘海峰教授在今年6月27日致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信中解释道：“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潘懋元与刘海峰教授经过对相关史实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认定了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能成立”，也非常确信武汉大学不可能找得到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第一手资料，才会如此“委婉”地提出这一建议，在实质上也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否定。潘懋元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纯粹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给了武汉大学一个不小的可乘之机，最终让武大钻了空子。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刊出对武大较为有利的部分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潘先生还曾表示，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将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如今，此事已过去了近20年，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份论证意见的学术价值。

　　1994年，也就是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后的第二年，刘海峰教授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的论文，首次提出高校校史追溯应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多种因素。2001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刘海峰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高等学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研究”的课题，2004年，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该课题的一项成果——《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原则”、“考察关键因素原则”、“留有余地”等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几条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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