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自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大工作，开始长期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之后，随着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当年所抱持的某些观点竟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我逐渐认识到，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在史料掌握极不充分、同时又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与片面、狭隘的爱校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而得出的，在我个人所慢慢发掘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面前，正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立足之地。九年过后，时至当下，我已经完全站在了自己过去所持观点的对立面上。我现在的观点是——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九年前，我因不忍母校受辱，而愤起为之声辩，可如今我却发现，近20年来，武汉大学在校史问题上所蒙受的各种非难与羞辱，完全是“自取其辱”！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我还是非常艰难地迈出并且走完了这一步。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怀疑及否定的心路历程之后，本人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个人颜面、爱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完全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与建校年代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我之所以能最终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在学术研究中所信奉的两条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二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何谓“科学精神”的精辟阐释——“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将前者略加改动，那便成了——“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诚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利害”关系，是每个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只问是非”、一心追求真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具体而言，对本校校史提出强烈的质疑，会得罪多少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多少师生校友的感情？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要说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顾虑和负担，那是假话，然而，所有的担心与疑惧，一旦遇上了这两条崇高的价值理念，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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