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第二，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而绝非在清末便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

　　民国元年，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他对师范教育十分重视，曾提出“为今日之教育计，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谋现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缓者”。在其主持和推动下，教育部先后公布了《师范教育令》、《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对高等师范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还划分全国为六大师范区，每大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其中，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师设于武昌。1913年7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拨武昌旧方言学堂以西的一栋房屋为筹备处。8月，湖北都督黎元洪将武昌军官学校所占用的旧方言学堂校舍拨作武昌高师校舍。经过近4个月的筹备，武昌高师最终于11月2日正式开学上课。

　　由武昌高师的筹办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所新兴高校的诞生，完全是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主观上并不是要恢复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客观上也不是对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只不过恰好使用了已经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而已。它与原方言学堂唯一的联系，仅仅只是校址与校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偶然”，而从性质上分析，校址与校舍更不过是高校校史追溯原则中最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详见下文所述）。

　　第三，武昌高师仅仅只是利用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进行性质与内容截然不同的办学，与前者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

　　笔者认为，所谓大学，究其本质，乃是一个由教师与学生为共同研究和传播高深学术而结合成的“学术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核心元素当然主要在于人，而不在于物。既是如此，大学校史的追溯，也应当主要看人事、组织与制度的传承，而不是单纯的物质财产的继承。在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界，尽管刘海峰教授在1994年曾将“校址”与“人员”、“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一同列为“判断学校之间是否具有继承关系”的因素，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

　　办学地点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决定因素……由于近百年来中国高校有很多的中断和迁移，有些办在同一地址上的两所学校却不一定有继承关系。以其他学校的旧址和校舍开办新高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普遍现象……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办在同一地址的学校并无继承关系，这就犹如同一房屋前后所住的人家之间不一定有亲族继承关系一样。因此，校址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一个因素，但并非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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