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二、拨乱反正的可行性——权衡利害，积极后果将远远大于负面影响

　　对于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来说，只要向他阐明了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那就等于是已经说服他了，“是非”之外的其他因素都不过是次要的。然而，受本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一件事的“利害”关系的重视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其本身“是非”的认定。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我除了要在上文中连篇累牍地判别“是非”、阐述本校校史拨乱反正的必要性之外，还必须得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具体详尽地分析一下此事所要面对的各种“利害”关系，谈一谈它的实际可行性。

　　第一，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1993年为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题词并不会构成拨乱反正的障碍。

　　对江泽民和李鹏同志1993年4月为武汉大学“百年校庆”题词的具体内容，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首先看看江泽民的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培养优秀人才”，仅此而已，完全看不到“百年”或者“校庆”的字样。再联想一下江泽民同志的母校——同出一源的上海与西安的两所交通大学，几个月后在给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中同样未提及“百年”二字，上海交大的贺信甚至连“校庆”二字都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他的母校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难道只是一个偶然或者巧合么？！

　　再看看李鹏同志的题词——“大胆改革，开拓前进”，后面的确注明了“为武汉大学一百周年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也相当简单——身为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李鹏同志似乎不大可能对武汉大学的校史有专门的研究吧？当武汉大学拿着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校史论证结果去向国家领导人敬求墨宝，而对方对这种虚夸校史的做法又毫不知情时，按照校方的期待题下一份带有“一百周年”字样的题词，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如果我们现在硬要拿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明显受到“误导”的情况下所作的题词，当作自己当年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的护身符和挡箭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想法和做法看似“高明”，实则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不管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退一步说，如果李鹏同志1993年题写的“为武汉大学一百周年题”就能证明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正确合理性，那么，按照同一逻辑，1963年董必武、郭沫若为武汉大学50周年校庆，1983年许德珩、伍修权、郭述申、叶圣陶等人为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所作的题词，是不是统统都不能成立了呢？！在笔者个人看来，李鹏同志的这份题词，不仅不会构成武汉大学对校史进行“拨乱反正”的障碍，恰恰相反，这件事从根本上说，是武汉大学对不起李鹏同志！而且应该就此事郑重地向李鹏同志道歉！向他承认我校过去因校史浮夸而“误导”了他，并诚挚地再次邀请他为武汉大学真正的“百年校庆”重新题词！笔者完全相信，如果武汉大学能够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知错必改的决心、魄力和勇气，李鹏同志也一定会对我校重新恢复到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示高度的欣赏和尊重的！总之一句话——我们不能让国家领导人为武汉大学曾经犯下的错误背负不应有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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