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癌变”

　　尹卓说他感到痛心的是，“科技奖励过于量化和物化，整个科技进步奖的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如果再不处理，我们下一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一定会被这个东西给扼杀，影响非常之深远。”

　　他说，这条利益链的逻辑是：刚刚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他如果不搞“跑部钱进”，就拿不到项目，不拿项目就报不了奖，报不了奖就不可能积累自己晋升的资本；另外，如果不找钱，就没钱去投稿、去搞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简写，译成“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今后也不可能晋升。

　　于是，报奖和出SCI论文，就倒逼科研人员想尽办法去跑项目。这些项目又集中掌握在行政机关的人员手中。“审批权就成了一个利益交换机制，你要拿项目，要有反馈(即回扣)，有的项目比如要有1/4、1/3返还给人家，因为人家给你批了这个项目啊，这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尹卓补充说，“我遇到太多这样的事情：拿了七七八八的发票，连买衣服的发票都拿来了(让你报销)。你如果不这么做，那下次就拿不到项目。”

　　冯培恩告诉本刊记者：“评审专家也难以回绝申请人的‘招呼’，因为下一次发生角色颠倒或转换的概率不小，还是善善相报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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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卓认为，异化最严重的是科技进步奖：“一般来说，所有项目都要经过行政部门批准，科学家的评论是个参考，立不上项就评不上奖，假如有100个项目，有十几个能进入评奖序列，谁说了算？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部门。评奖的鉴定会是立项的职能部门的人来主持，在会上对成果鉴定的时候，你的评语，比如世界领先、国内领先、填补国内空白，这些评价语言都要他认可。有的单位成果办就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你管几个奖，我管几个奖，搞利益交换。”

　　他说，最可怕的后果是：“年轻人学坏比年长的人还快，这样他以后当了教授，他带出的学生也是这样，这就是‘癌变’。”

　　从2008年开始，尹卓每年都跟随全国政协的调研组去基层调研。2008年是调研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情况，当时调查组发现一个重大问题：产学研之所以形不成一个体系，就是因为产学研不在同一个评价机制内，产学研努力的方向不一致。

　　尹卓说：“比如，科研院所的成绩是要拿科技进步奖、拿论文来衡量，不是拿产品的产业化、商品化和经济价值来衡量；大学里面讲的是副教授、教授等职务上的晋升，比如，为学校争取的经费多了，是副教授晋升教授的重要砝码，另外还看SCI数量等，都是些量化的东西；只有企业，它是想做成产品，它想变成市场化的东西。但是因为大家同床异梦，科研院所、大学、企业大家很难想到一块儿去。产学研始终是三张皮，大家不可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实，对应用研究来说，成功还是失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