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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大学都行政化了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有很多高校都宣称要建“一流的大学”,这样的口号我们并不陌生。在你看来,一个一流大学的大校心态应该是怎样的?
朱清时:中国首先应该建真正的大学,然后才是建一流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很多大学都不是真正的大学。所谓不是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都官僚化了。
大学本身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学术至上的机构,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不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这样的团体、这样的大学,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行政化了,这种大学就没有生命力了,因为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就照官大的人的主意来办学,那么很多创新的思想都不会得到成长,就容易没有朝气跟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钱学森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现在的大学,首先是要把体制改了,就是让这些大学真正成为一个学术团体,大家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当官,或者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第二,让一些好的教授进来,因为好的教授进来之后,他们自己就会下功夫去钻研怎么把教学做好,这个时候学校再因势利导帮助他们,那他们自然就会把教材、教学方法搞好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高校在跟全球交流的时候,我们欠缺的是什么?
朱清时:中国的高校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外籍教授,中国的高校距离全球化还甚远。我们最多的留学生可能是北大这样的学校,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学校,留学生也基本上是来学中文、学中国历史这些跟中国有关的课程的,还没有很多留学生是来学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课程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高校很少用英语讲课,大都用中文讲课,这样就有语言障碍。现在不得不承认,英语还是科技界的国际语言,如果一个高校要国际化,你要多用英语讲一些课,学生的英语水平要足够高,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外籍教授、留学生来,他们来了,才会带来不同的文化,学校才能够真正的国际化。
《新民周刊》:今天我们依然会感叹诺贝尔奖跟中国无缘。作为教育者,你是怎么看的?中国的大学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朱清时:现在首先是,我们的大学还是这样死气沉沉的,我们的学校还是很官僚化、行政化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活力的大学,这个时候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现在我们的大学都官僚化、行政化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
举个例子来讲,大学就应该像过去的梅兰芳剧团,梅兰芳他们就是为了唱好京剧,只要梅兰芳能够唱好京剧,他们京剧团就做各种事情帮助他,他们就是这个目的。后来京剧团变成政府机构了,政府设了团长、副团长这些级别,这些京剧团就行政化了,梅兰芳名义上是团长,但是也官员化了,他的戏就再也唱不好了。官员化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包括梅兰芳要做什么事,这些官员就觉得想支持你就支持,不想支持你就不支持。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的。
《新民周刊》:两年前钱永键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国人很激动,感觉诺贝尔奖让华人获得,也算跟中国有了某种渊源。但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旁观者。
朱清时: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得要做教改。华人在国外每次得诺贝尔奖,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鞭策,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就能够诺贝尔奖?为什么我们本土就没有呢?
《新民周刊》:我们的应试教育根深蒂固,学生上课也往往是灌输式的而少有互动。作为大学校长,你感觉到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一些伤害了么?
朱清时:应试教育让学生变成考试的机器了,当然这对学生是伤害很大的,这样学生就对科学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了,这样学生的创造能力肯定就会受到抑制,不会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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