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敢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网课族”，学生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学习耶鲁、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些最好的教授的课程，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受哈佛学生多年追捧的“公正(justice)”，也成为网络开放式课程之一，而我搜索了一下我们中国高校的相关网络开放式课程，发现寥寥无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国际化的一个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把他们的教材公布在网上，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教材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密或者说这是学校的专利，他们认为教学的成果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所以他们乐意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敢这样公开他们的课程，也是出于他们有很大的自信心，他们觉得他们的教材、课程好，他们才敢这样做。而如果没有自信心的学校，把教材、课程放到网上，别人看了以后挑出很多毛病来，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敢这样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而且，把课程放到网上，也是对学术的一种监督，别人也可以提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哈佛大学的那门关于“公正”的课程，我也知道，我希望我们南方科技大学学生的全面教育也有这样一些课程。我们会请到一些优秀的学者来讲课，我很想让学生去听这些课程，比如，关于“幸福”的课程，或者是关于“兴趣”的课程，我都愿意给学生讲。因为我一生中间，对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比如看文物、书画、陶瓷，我想要告诉学生：生活中间多一些兴趣，你的生活将更丰富，而且智力可以开发得更好。

　　这些课程是过去大家不太重视的，大家过去以为只有知识才重要，实际上还有比这个知识更重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和他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我很欣赏，但这还是教育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我们现在首先是做招生、建立我们的教学大纲这些工作，等到学校的工作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考虑这种开放式课程，现在我们是想改革教育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民周刊》：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华裔退休教授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这种开放式课程计划时，一些人上来就质疑他，“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你觉得这跟我们的接受心态有关系吗？

　　朱清时：是的。这个公开是：第一，学校有自信心才敢公开；第二，它公开是因为希望它的成果能够被全社会共享；第三，它公开是因为它希望大家能帮它提意见，如果有人能够挑出毛病，它就可以改进，所以公开实际上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并且让它的教学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所以，认为“有什么目的”之类的，这种观念很狭隘。

　　《新民周刊》：比如，耶鲁大学教授谢利·卡根的“哲学：死亡”一课，让很多中国的学生感到新鲜，这位教授盘着腿坐在讲桌上大谈哲学。现在我们教育部也设立了一个“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为什么在实际效果上它比较少受到学生的追捧呢？

　　朱清时：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新民周刊》：对于这种免费的网络开放式课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投了很多钱进去，MIT时任校长查尔斯·威斯特直接推动了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大学应不应该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件事情？

　　朱清时：其实大学都是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开，对MIT也很有利益的，能够提高他们学校的知名度，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他们的眼光更长远。

　　“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

　　《新民周刊》：事实上，如果想要公开，现在中国的高校并不缺这个技术。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学生感叹，“当哈佛、耶鲁将最受欢迎的课程主动放到互联网上时，我上学期却有一门课的老师连电子版讲义都不愿拷贝给我们，这种差别太鲜明了”。

　　朱清时：1994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大，1998年我担任中科大校长，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比起国际一流大学来都非常落后，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就是缺包括我们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怎么讲课这些技术，当时我就组织学校的很多人到国外去考察，我带了一些人考察了欧美很多一流大学，想引进他们的这种教学方法，包括你说的他们大学的这种公开课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推不动。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朱清时：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表层问题。因为教授们没有积极性，没有制度驱动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往往都喜欢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少费力气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高校教育想要上去，首先是人才，所以我就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人才，花了大概七八年时间，中科大跟中国其他一流的高校差不多了，教师队伍基本上都是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才，他们自己会琢磨这个课程应该怎么上的问题，比如，这个课程是不是应该公开？老师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他才会想；而水平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老师，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而且他也没有积极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这些国外的人才虽然回来了，但是渐渐地，他们也不太关心怎么教学了，而是关心上级有什么意图、关心当官了……这些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老师也很快就被国内的文化给同化了。

　　所以，在老师并没有去动脑筋教好课的情况下，你讲的这些技术问题，都是白讲。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他们还要去竞争项目、竞争经费、提职称。他们要提职称跟竞争项目，首先是SCI论文要发表多少、或者是要多少成果奖，于是他们就要去寻求多发表一些论文、成果奖多一些，为此他们就要去做很多社交工作、做很多研究以外的工作，他们的心思就不在如何把这个课程教好或者把效果教到最好上了。很多老师就已经并不是热衷于教课，而是热衷于搞科研发表文章了，而且搞科研也不是他们自己去搞，他们招了一帮学生来搞，然后去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运作这些成果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是表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