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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当时在中科大范围内有没有设置一些学校内部公开的由优秀教授主讲的课程？
朱清时：学校里面也有这种课程。
《新民周刊》：后来它们推广的效果如何？
朱清时：并不是很理想。因为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有关教学的任何事情都是量化了来评估的，教学的重要性就体现不出来了。当时我们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做下去，就是因为教师并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推动课程改革。
《新民周刊》：就是说这个从欧美一流大学取经的课程改革的受挫，折射的其实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朱清时：真正的是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南方科技大学要做的“去行政化”，要让学校恢复到它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要用机制去促使老师们去把教学、科研做好，而不是光看老师们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这些。而只有有了这个机制，慢慢地，老师们才会去想如何把课教好，在讲好课之后，在某一个高级的层次上，他们才会想教材、课程要不要公开的问题。
“名气高的大学是生源好，而非教学好”
《新民周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讲课讲得好的老师不一定升得上去，很有名的教授讲课我们不一定爱听”，你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朱清时：很有名的教授不一定课讲得好，这是因为这个“有名”是他做研究有名或者他社会地位高，而他的社会地位高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参与各种活动的原因，所以你说的这个“有名”是在现在中国语境下的“有名”，比如，他当了职位很高的官了，那么他就变得在媒体上很有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就有那么高。讲课跟媒体上有名是两码事。
而如果这个教授是讲课有名，那他的课就一定要讲得好，过去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就有好多教授是讲课很有名、也讲得很好的，那个时代的复旦、北大、南京大学、中科大都有一批老教授，他们讲课讲得很好，他们也没有做过什么科研，但是我们都一直怀念他们。现在，这种教授越来越少了。
《新民周刊》：这是为什么呢？
朱清时：这是我们的体制啊！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的评价体制过多地强调发表论文，强调科研成果，强调经费，老师的讲课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所以，讲课讲得好的老师反而吃亏，而那种不务正业、不讲课却在外边拉关系、争项目，成果奖、SCI论文弄得多的人就变得很有名、很有地位了。这种体制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现在的大学真正科研做得好的教授，教学很少，往往教学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没有太多履历的人，所以往往就教不好。
《新民周刊》：你认为我们目前的高校体制里面，评价一位教授的主要标准是哪些？
朱清时：现在评价一位教授，就是看他论文有多少，成果奖有多少，经费有多少。
《新民周刊》：那他给本科生上课这一块呢？
朱清时：这是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间很不受重视的一块。
《新民周刊》：其实我们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这么做的，对吗？这其实对大学来讲也有好处。
朱清时：对，我们的大学一直在鼓励。
《新民周刊》：我们通常讲，做学问是一个相互砥砺的过程，而现在我们的我们许多高校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互相保密，而不是互相公开，你是怎么评价这种风气的，它健康吗？
朱清时：当然不健康。现在各个大学必须相互都要公开，包括公开课程、讲课内容这些，这样才能够真正竞争。现在我们的大学对这些没有公开，那竞争就谈不上了，所以最后往往都是看这些大学的名气。
我们的名气高的大学，它就能够招收到最好的学生，而学生水平好了，老师讲课讲得再不好，学生也自己会学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好大学实际上是靠收好学生来维持它的水平的，而不是说它的教学有多好。
《新民周刊》：能讲讲南方科技大学招的这个10岁的来自山东泰安的“神童”吗？
朱清时：这个小孩不能说是“神童”。他今年10岁，从小就喜欢看教材，自学能力很强，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把小学的课程都读完了，老师叫他去上中学，中学上了一年，他把中学的课程也都自学完了，老师又叫他去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高考，结果他考了566分。我们对他进行过详细的测试，他的知识也有严重不足，有些知识也很缺乏，但是他有些数字方面的能力很强，他的记忆力很强，他的想象力也很强。这样的小孩，如果环境好，他有可能成材；如果教学不得当，他也可能很快就被埋没，和普通人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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