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除此之外，两个突发事件，使得研究院的师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这也是清华国学院成为神话的重要因素。王国维和梁启超先后去世，清华师生真的化悲痛为力量，凝聚了感情，表达了理想，同时也完善了自身形象的塑造。1927年6月1日，王国维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跳昆明湖自杀，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及其蕴涵着的文化意义，这里不说。单说追悼会上，学生们行三鞠躬礼，因为是文明社会了，行鞠躬礼就行了。接着，陈寅恪来了，行三跪九叩大礼（参见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学生们一下子全哭了，跟着陈先生重新行三跪九叩这样的传统大礼。对于这些已接触西洋文明的研究生来说，用这种方式，似乎更能表达师生之间的情谊，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传统师道的认同。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更显示了清华研究院学生的心志与活力。两个月后，上海的《文学周报》发行“王国维先生追悼号”，文章的作者好些是研究院的学生；同年10月，《国学月报》二卷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除了王国维的遗著，还有学生的追怀文章。又过了一年，1928年6月，《大公报》连续发表三期“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有吴宓、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等清华师生的文章。《学衡》转载这批文章，再添上陈寅恪、吴宓、刘盼遂等人的诗文。再接下来，《国学论丛》1卷3号出版“王静安先生纪念号”，除了整理王国维的遗著，还有梁启超的序，表彰王国维的治学方法；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则提到，凡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个文化所“化”的人，会感到特别痛苦，痛苦到极点，就只能自杀；而数十年来，社会制度变迁，纲纪伦常凌夷，为这个文化所凝聚之人，不得不与之共命运。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论述，加上日后所写的另外两篇文章——《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个东西合起来，完成了对于王国维精神世界的描述，也完成了自家文化理念的阐发。文化立场、精神追求、学术境界，三者合一，这很难得。借纪念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师生，将一个学术机构，提升到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高度。

　　到1929年6月，王国维去世两周年的时候，清华国学院师生集资，在校园内建了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碑铭，其中提到，“先生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更着重表彰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90年代，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也是清华国学院能够浮出海面，吸引公众关注的重要原因。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两天后，张荫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以后，清华众多学生，陆续撰写了很多追念梁启超的文章，包括张荫麟、梁实秋、谢国桢、周传儒、姚名达、刘盼遂、杨鸿烈等人，其中表彰师门最得力的，还数吴其昌。1944年，吴其昌抱病撰写《梁启超传》，书成一个月后，吴便去世了。

　　今年4月，清华历史系举行了纪念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一个想法。我说，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谈到一本书，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这本由吴其昌编辑的小册子，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精美的“同学录”。除了老师的照片、格言等，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有的人不在了，或一时联系不上，就由朋友为其写个小传什么的。文章有长有短，但大都有意思，很能显示那代人的趣味与情怀。这本小册子，我在北大、清华的图书馆里都没找到，是从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女士那里见到的。我的妻子夏晓虹专门研究梁启超，对这书很有兴趣，于是决定和吴令华女士合作，给这本书做注，把这些学生日后的工作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学院生活的描述，对导师和同学的追忆，全都补进来，编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史”。我话音刚落，在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马上说：“书做好了给我们。”

　　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如果有共同的学术方向或精神追求，那就更好了，更值得大力发掘与表彰。按理说，北大文科研究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可很少被追忆；包括当事人，也都不大提及。“回忆”需要氛围，也需要契机，北大学生眉飞色舞，谈论的都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样一来，未免冷落了本不该冷落的文科研究所。到了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目光从“五四新文化”转向“清华国学院”，这其中隐含着整个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