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谈论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一个误区，往往把这些学者的所有成绩，一股脑都算进来。其实，应该考虑他们在清华开设的课程，以及指导学生的范围，还有日后学生的发展方向。学术史上的王国维、陈寅恪，和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不是一回事。举个例子，王国维此前曾撰写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很有名。可我们查他在清华开的课程，并没有涉及文学的。1925年，王国维开设的课程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研究。1926年呢？《仪礼》、《说文练习》，同样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再看他指导的学科。1925年度，王国维指导的学科是经学（包括诗、书、礼）、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终于出现了“中国文学”这四个字。1926年度，又增加了一门金石学。我们看，事实上，王国维在清华所开课程，跟《红楼梦》或宋元戏曲，没有任何联系。再看第一届32名学生，毕业论文中涉及文学的，只有方壮猷，他做的是“儒家的人性论”、“章实斋先生传”和“中国文学史论”，只有第三个作业跟文学有关系。第二届研究生中，标明专修“中国文学史”的，有下面几位：王力，做的是“先秦文法”；全哲，做的是《楚辞》研究；谢国桢，做的是“清代学术史徵”；还有一位陆侃如，正在做“古代诗史”。我们知道，当年指导“中国文学史”科目的，有两位教授，一是王国维，一是梁启超。谢国桢是梁启超的学生，这没问题。至于陆侃如是否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没有确凿的证明材料。可以断言，王国维在清华期间，即便讲授文学，也是占很小很小的比例。因此，谈论清华国学院导师业绩，最好不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考虑在内。

　　陈寅恪的情况恰好相反，是把他还没开始的工作成绩给预支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讲什么课程？第一，“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也就是考察外国人如何研究中国，先从目录学说起；第二，“梵文”。指导学生的范围呢？我念给大家听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上述这些课题，都是早年陈寅恪最为关注的。至于他广为人知的“不古不今之学”，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或晚年苦心经营的《柳如是别传》，清华国学院教书时，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评价大学教授的功过，应包括他的著述、他的课程讲授，也包括他培养学生的方法与业绩。在我看来，谈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先是教育史，而后才是学术史，不能弄颠倒了。

　　台湾学者苏云峰写了本《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其中提到了研究院的工作状态。他认为，功劳最大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因为他们名气大、人缘好，像磁场一样吸引了大批年轻学人，使清华一跃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可是这两个人，一个在1927年，一个在1929年，先后逝世了。这是国学院很快就凋零的重要原因。其次呢，是陈寅恪。陈先生进入清华园后，住下来，跟学生多有接触。清华有个好处，做事很规矩，教务会议都有记录。一查记录，我们发现，陈寅恪几乎每次会议都参加，是个很认真的教授。可那个时候的学生水平不够，听不太懂他的课，大都跟王国维和梁启超做论文去了。因此，清华研究院时期，陈的贡献不如王、梁两位大。再接下来，吴宓有筹备之功，但不能坚持到底，第二年就跑了。功劳最小的是赵元任和李济，这两个人学问都很好，可整天跑野外，做方言调查，或考古发掘，呆在学校的时间不多，跟研究院的学生接触少，又不支持吴宓的发展规划，导致国学院倒台（332页）。

　　最后这一点，需要稍做辨析。赵元任、李济都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哈佛博士，就学术趣味而言，和同是留学生、以中西兼修见长的陈寅恪，本来就不一样。陈寅恪在好几所国外大学念过书，但不读学位，凭自己的学术兴趣，博采众长。加上他有很好的国学底子，能跟王国维谈得来。赵元任、李济不一样，念洋书，拿学位，回国做研究。所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里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比较合拍，他们的学问路子即便不同，也都能互相欣赏。而另外两个哈佛博士，就很难说了。记得有这么一件轶事：清华国学院师生为王国维集资修纪念碑，赵元任是不出钱的。为什么？可能是政治态度使然。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王国维政治上保守，追随那位退位的皇上，还留着辫子；自命思想进步的人，对此很有意见。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学术趣味不同。一个在西方受过很好的教育，做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很可能无法或不屑于去理解王国维学问的价值。李济在日后所撰回忆录里，对王国维的学问，也都表示过不以为然：“他对近代考古学虽能了解它的重要，却感觉得与他自己研究的范围仍有些距离；所以他虽以利用新材料而对古文字学有若干极新颖的见解，对于古器物的处理，他以为这一类的著录仍应该奉《博古图》及《考古图》为准则。”（《感旧录》9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在两个哈佛博士眼中，“国学”是什么东西？他们会觉得语言学、考古学、哲学这样的现代学术体制，才是坚实可信的学问。他们对“国学院”的前途不看好，主张向近代西方学科体系靠拢，这是他们的学术立场。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大学体制，包括设立语言、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等科系，才是学术发展的正路。所以，他们不支持扩展国学研究院，不是个人恩怨，是学术趣味使然。

　　苏云峰先生的著作，可商榷的地方不少。但下面这句话，有见地。他说，讨论清华国学院，必须注意到梅贻琦的贡献。为什么？他是个外行，学工科的，因出任清华教务长，而必须主持国学研究院的教务会议。两年间，共主持了22次，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没有出现大的纰漏。作为一个行政领导，跟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名教授接触，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谈国学研究院，应该把梅贻琦考虑在内。这个设想很好，我同意。

　　回到当年地位显赫、后来名气明显不及清华国学院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我们很容易发现，后者的关注点是制度建设。比如，北大文科研究所刚刚创建，就设立了五个专门委员会，即由周作人主持的歌谣研究会，由张竞生、江绍原先后主持的民俗调查会，由林语堂、刘复先后主持的方言研究会，还有由陈垣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委员会、马衡主持的考古学会。换句话说，北大研究所更像是个研究单位，而不像一个教育机构。当然，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因为钱少，没办法招那么多研究生——下面我会提到，他们确实碰到了很多实际困难。

　　清华有尊重名家、崇拜大师的好习惯，这使得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在中国学界引领风骚。可我隐隐觉得，光有名家还不够，制度建设同样也很重要。这方面，比较穷的北大所采取的策略，也不无可取之处。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很多学校在访大家、抢名师方面下了大功夫，但相对忽略了良好的学术制度建设。“大家”是可以买来的，“制度”却必须自己一点一滴地建立。如果只要是“名角”，就去捧，就去挖，而不考虑是否真对大学的发展有好处，这可就念歪了梅校长的真经了。